研究平台

《中国木拱廊桥建筑艺术》全书共30余万字，500余张图表，480余页

荣获：

3项国家级、地方级基金资助：

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16年度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项目

第五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2项国家级研究项目资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古代木构桥梁的发展与演变研究（No.51478259)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大跨木结构体系研究及工程示范（No.2017YFC0703506)

2项国家级奖项：

第二十七届全国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金奖（2018年，中国编辑学会）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特别优秀项目（2019年）

附：

【序】

        人们鉴赏非常写实的宋人名画《清明上河图》，总是被其中的虹桥所吸引；对于行家来说，更是痴迷于它精巧的木结构。20 世纪60 年代，我看到甘肃遗存的类似木桥实物，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千余年前的汴水虹桥风貌，令人不胜惊喜。半个世纪之后，当我得知闽浙交界山区至今犹存不少此类木桥时，更是大喜过望，庆幸祖国的这一文化遗产没有失传。

        10 多年前，鄙门生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刘杰见告，才使我了解到这些先人杰作的遗存。刘杰是一位精明干练的青年学者，他尤其具备开拓精神。他从1995 年来选定的研究课题——“东南地区古代木构建筑的发展与演变”，是他20 多年来持之以恒不断深入专研的课题。从他的硕士论文《泰顺乡土建筑研究》（2001 年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乡土中国——泰顺》中文版）到博士论文《江南木构建筑的若干问题研究》（2009 年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江南建筑文化丛书》的《江南木构》中、英文版），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先后资助他的《中国南方古代木作建筑技术源流研究》（2003 年）、《中国古代木构桥梁的发展与演变研究》（2014 年）等课题都是围绕着东南地区丰厚的木构建筑遗存来展开的。

        中国木拱廊桥主要分布在东南闽浙山区和西部局部地区，刘杰对这一课题的选定和披荆斩棘的调查研究，弥补了北宋汴水虹桥和木拱廊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就是一个证明。刘杰养成治学严谨的良好学风，在科研中认真求实，关于北宋汴水虹桥和闽浙木拱桥的名称定位就是一例。本来桥梁史学界权威唐寰澄先生在所撰文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将北宋汴水虹桥一类命名为“叠梁木拱桥”，后来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更名为“贯木拱桥”。刘杰对此一直怀有疑问，一次问我的意见时，我不揣冒昧地提出拙见：这种结构、构造并非东汉画像砖石上所见木桥之“叠梁”做法，而“贯木”也不够确切；准确地说，这种木拱是编起来的——其构造特点是在一排木纵梁之间用若干横梁编织。起初，我强调其形成编织的受力如梁的横木这一特点，而名之曰“编梁木拱桥”。刘杰在交大的合作伙伴——著名的结构专家沈为平教授很认同这个“编”字，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现场勘测中确定，闽浙木拱廊桥与汴水虹桥在结构与构造上都用共同的做法，那就是“编织”的木构件系统。但从结构学界定构件的受力特征着眼，区别北宋汴水虹桥和闽浙现存虹桥，他们分别命名前者为“编木拱桥”，后者为“编木拱梁桥”，我很赞成他们的这一命名。在刘杰进行虹桥研究的过程中，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还组织成立了“中国廊桥研究会”，自2005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世界各国的廊桥研究学者和爱好者都有机会来到中国，进行交流与探讨；他还率领中国代表团远赴北美参加第二届美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让世界各国学者领略了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杰出技能和巧思。此外，他还联合历史地理学、结构学领域的学者参与了他的研究课题，使木拱廊桥研究更上一层楼。10 多年来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陆续出版了《泰顺廊桥》（200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乡土寿宁》（2007 年，中华书局）、《乡土屏南》（2009 年，中华书局）、《江南木构》（2009 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乡土庆元》（2011 年，浙江古籍出版社）、《乡土福安》（2016 年，中华书局）等著作。现在，他又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木拱廊桥建筑艺术》一书，嘱我作序，我不胜感慨。

        刘杰进行的木拱廊桥研究还有两大特点，那就是比较注意多学科的协作、跨国别的交流。刘杰和沈为平教授的合作本身就是建筑学与结构学两大学科的结合。此外，他们还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教授们合作，与闽浙两省的文博专家合作，与当地的专业技术人员合作，所用方法早已超出建筑学的范畴，他们还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同时，刘杰与美国、欧洲以及日韩学者的合作也将中国木拱廊桥的研究直接推进到国际学术的层面，引起了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木拱廊桥的持续关注。在这一点上，刘杰他们功不可没！本书中就展示了他与各国学者以及木拱廊桥保存地专家合作研究的部分成果。

        如果说汴水虹桥是编木拱结构的代表，那么闽浙木拱廊桥则可以说是编木拱梁式结构的典型，进一步论，它应当是闽浙地区保存着的古代木结构杰作。历史地、宏观地来看，闽北、浙南属于古闽越文化圈；扩大来说，它应属越文化体系。瓯越、闽越，追究其根源，都是发源于胶东半岛的上古东夷集团。按照不断得到考古学印证的古史传说，发源于青海高原的西部华夏集团的部族，大约在4000 年前东进，与发展壮大而西进的东夷集团相遇。东西两大原始文明的撞击，最终决战于“涿鹿之野”，以华夏集团的黄帝族战胜东夷集团的蔑帝（被黄帝族贬称为害人虫——“蚩尤”）族而告终。未归顺的蔑帝族人四散逃亡，大体上说，部分越海东渡日本，部分经赣、湘转赴西南（现在苗族仍然自称为蚩尤后代），部分向东南沿海迁移。后来江浙地区的吴越、福建地区的闽越、广东地区的南越，直至越南，都是原始东夷集团移民的后裔。所谓“百越”，在文化上是有渊源关系的。闽北、浙南地区，作为瓯越和闽越文化圈，是和北部的杭嘉湖地区有着历史因缘的。将近7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所反映的高水准的木结构成就，表明了闽浙虹桥深远的历史文化根基。

        扩展地看，中国木拱廊桥除了闽浙主要分布地外，西北的甘肃、西南的云南与重庆都有类似或相近木拱结构的廊桥遗存。这些区域，除桥梁建造相对较晚的甘肃^①外，基本都可以认为属于百越民族或受其文化影响的区域。近来有学者认为，分布于重庆、湘西的木构廊桥区域基本上在文化上受“五溪蛮”的影响，其木构桥梁营造技术也出于这一民族。简要地说，西南地区的木构桥梁技术是随着东南部浙闽一带干阑建筑技术附带传入的。^②闽浙山区保存着的至迟从明代传承下来的木拱桥营造技术，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与北宋《清明上河图》中虹桥技术的关联，但是其结构逻辑却有相似之处。这类编木拱的营造技术是我国古代工匠发明的，至今仍是世界上风格最独特的木构桥梁建筑技术。我很高兴地被告知，在刘杰他们和闽浙文化、文物部门的专家及地方领导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已经成功于2009 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闽浙木拱廊桥”也被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列入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录中。刘杰他们20 余年的研究与努力始见成效，相信坚持下去，还能取得更大成绩。

        12 年前，刘杰与沈为平教授合作出版了《泰顺廊桥》，书中主要介绍了以泰顺县为代表的闽浙山区编木拱梁式木拱廊桥，其中也精彩地论述了它与汴水虹桥的渊源；12 年后，他的新书将论述重点放在了木拱廊桥的建筑艺术方面，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中国，木拱结构的类型也从以前的编木拱、编木拱梁式，拓展到了组合撑架式木拱结构更大的范围。相信能看到此书的人们都会惊讶地发现，古代丰富多姿的木拱廊桥竟然曾如此普遍地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在一些山区今天还能见到它们如虹般的身影，它们与周边的建筑、山水环境一起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或者城镇的最美风景。它们特殊的木拱结构，优雅的建筑造型，至今还散发着迷人的艺术气息。

        现在，刘杰新书问世，必将使中国木拱廊桥扬名天下，它将不仅在中国桥梁史上，而且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中国木拱廊桥作为建筑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必将为全世界人民所共享。

杨鸿勋

2016年2月于北京

注释：

①甘肃仅存的渭源灞陵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 年)， 民国八年（1919 年）才仿兰州卧桥形式改建为木拱桥。而卧桥现已不存，兴隆山云龙桥也于1981 年改建时将木拱架改为混凝土结构。

②参考王玉、黄晓东撰《重庆古代廊桥——兼论重庆廊桥与南方廊桥的关系》一文，载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长江文明》第1辑第7 至94 页。

作者简介

        刘杰，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中欧木结构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建筑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联合出版的《亚洲空间营造》编委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中国圆明园学会园林古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廊桥学会（筹）副会长兼秘书长。1995年至今，致力于中国传统和现代木结构的研究与设计。2004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国际基金2项。自2001年以来先后出版了《乡土中国——泰顺》、《中国古代建筑环境生态观》、《江南木构》等10余部著作。2017年，主编的《木建筑》第一辑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