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交流
纽约大学Sheldon H. Solow讲席教授
Jean-Louis Cohen教授拥有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致力于探索20世纪至今的标志性设计理念，并将其与展览、主题活动和其它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有机结合在一起。
研究方向为19-20世纪的欧美建筑历史及建筑、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中的当代问题。曾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历史研究顾问派驻俄罗斯，法国，摩洛哥等地。出版著作四十余部，长期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帕拉迪奥国际建筑研究中心等知名艺术博物馆和学术科研机构担任项目委员。
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阮昕教授主持学术策划，Jean-Louis Cohen作为上海国际建筑设计智库专家，受邀出席“首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国际建筑设计峰会”并作题为《设计与城市》的主旨报告。他从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的视角出发，聚焦文化、视觉文化、艺术和创造力等，多维度呈现伦敦、柏林、米兰、洛杉矶、上海等城市发展与设计共生的独到见解。
设计与城市
本文整理及翻译：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 熊庠楠
关键词
设计和城市, 大都市，设计的生态，伦敦，柏林，米兰，洛杉矶，上海
报告内容
大家好，我是让-路易·科恩(Jean-Louis Cohen)，建筑师、历史学家、策展人。我身在纽约，想谈一个对上海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要的问题——城市和设计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上海是今天世界人口最多且最有影响力的大都市之一，工商业和文化高度发达。我将聚焦文化、视觉文化、艺术和创造力等问题，试图为在上海的你们提供一个思考的背景。我将主要探讨一座城市何以富有创造力，且产生出从房屋、景观设计到工业设计，源源不绝的设计产品。
我想说的第一点，让我们来到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工业革命时代的大都会伦敦。我会依照设计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再到成为学科、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把伦敦和其他城市联系起来考虑，将其聚焦于视觉文化产出和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的文化和生产的交口。现代化进程意味着日常生活的转型，日常科技的转型，以及工业的转型。设计，作为考虑因素或作为行业，不曾诞生于乡村；它是一种都市现象。尽管不管是在欧洲、美洲或是中国，乡村拥有创造性地改良日常用品的长期传统，相关内容都被人类学家和物质文化历史学家研究记录了下来。但是我们理解的设计，从定义上来说是工业化的产物。这明确是一个城市，或说是都市问题。设计甚至不会诞生于小城市，除非这些小城市毗邻或依附大都市。
在伦敦的案例中，设计问题回到世界首个国际展览。这便是1851年立于海德公园的水晶宫，用来展示工业产品。但水晶宫建筑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浓缩，它由园艺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利用工业方法建造，并采用了预制钢结构和模数化玻璃面板。关键这是一个工业产品。
这栋独特的建筑不久被拆解并在另一场地重建。在这张老照片中，你可以看到建筑内景。批量生产的商品在创造的含金量上不如这栋建筑本身。这些产品大都是对前工业时代的物品的粗糙模仿。简短来说，水晶宫内展出的商品不如水晶宫建筑本身意义深远。二者间的差距引起了亨利·科尔（Henry Cole）的极大关注（科尔是1851年展览的主要幕后推手）。这使得他在展览前就参与到《设计和制造商学刊》（The Journal of Design and manufacturers）的出版运营中。
其首刊着眼于如何通过设计提升大不列颠商品质量，从而加大出口量。很显然在这里，设计的考量和大不列颠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大不列颠声称自己设计瓷器，但其参与的主要工业分支大都和纺织业相关，如右上图所示。所以伦敦成为设计这个新学科的摇篮，多由当时的艺术家们实践，大家耳熟能详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就是其中的典型。
我们寻找设计根基的第二站，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1871年后，柏林是新成立的德意志王国的首都，也是其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中心。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前的柏林街景，显示柏林正处于其影响力和荣耀的顶峰，拥有大型的商场和工厂。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国王把柏林视为施普雷河（Spree）上的雅典（施普雷河穿越柏林）。对于20世纪初的工业巨头来说（一个世纪之后，现代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他们认为柏林有望成为施普雷河畔的芝加哥。芝加哥同样是一个工业，尤其是电子工业，遥遥领先的城市。
接下来我们看到设计发展中重要的一步，术语称为“成形” (“Gestaltung”，Gestalt即“形式”)，德语里它既是一种概念，也带有实际操作和意识形态的意味。它最重要的现实表现之一是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所领导的通用电汽公司（AEG），他父亲创办了这家公司。拉特瑙是一个有前瞻眼光的实业家和政治家，他在一战中担任军事工业的部长。他请画家皮特·贝伦斯（Peter Behrens）为通用电汽公司提供全套的设计服务。
贝伦斯此前已经展现了他作为建筑师的高超技艺。从而，贝伦斯为AEG设计了右图中的灯具产品和建筑作品，例如著名的AEG涡轮机工厂。这个设计的部分图纸由年轻的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完成，他日后成为了德国和美国现代建筑的英雄人物。
皮特·贝伦斯定义并主理的这个项目，我们今天称为整体设计。如左图所示，他甚至用公司的商标设计电灯泡里的灯丝。他设计灯泡，平面设计，销售海报。AEG类型化所有设计，许多电器产品的设计至今依旧不过时。今天的水壶和那时的设计几乎一样。所以皮特·贝伦斯所定义的职业形象即现代设计是为整体产品线服务的形象——为其创造优美气派的形式。在拉特瑙和他的朋友们的努力下，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成立。这是一个工业产品联盟，把德国工业的领军人物，如纺织业巨头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Karl-Ernst Osthaus），以及艺术家和建筑师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召集在一起。穆特修斯在英国作外交官期间，观察得出英国工业发展是基于科尔所规划的路线。德意志制造联盟把英国经验引入德国，并在所有产品线中推进大量高质量的设计产品，从汽车到轮船。这里我想讲一个小趣闻。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德国制造”是品质的标志，我想在中国的人们也会认同。但是当时，德意志制造联盟反抗英国人强制德国采用“德国制造”的标签——当时这是德国粗糙地抄袭英国高质量产品的代名词。所以，制造联盟以及后来几代德国工业的努力反转了“德国制造”的含义。
下一阶段（我们还在德国）就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创立的包豪斯了。包豪斯创立于魏玛而后迁移到德绍，其校舍建筑是功能主义设计的经典之作。建筑分为多个裙楼，每部分容纳一个特定功能。中心是最重要的工作坊，学生们在这里为工业生产创造产品原型。这个模式应用在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设计的椅子上，瓦根菲尔德（Wilhelm Wagenfeld）设计的银器和灯具上。所以说包豪斯是文化界辅佐工业界的典范。它的成功也在于，我想强调这一点，德绍离柏林搭乘火车仅需一小时（今天更短）。所以德绍不应该被考虑成一个独立的城市，而是体系性的设计中心柏林的卫星城。
在纳粹掌权时期，包豪斯和功能主义设计继续发展。这是建筑历史中有趣的一章，但今天我不会涉足过深。纳粹德国是非常强有力的极权国家，国家利用设计生产如左图中的人民收音机和右图中的大众轿车。这些工业产品基于福特制的社会观念，以实惠的价格售卖给普罗大众。
让我们穿越世界来到第三座城市，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设计之都。在1950至1970年代，米兰跻身于世界设计之都之列。米兰和上海有些类似，它是意大利第二重要的城市，仅次于罗马。米兰同时也是一个工业之都，我看到米兰为让自己跻身于设计和工业品质前沿所做出的努力，这一点在上海也看得到。上海是中国第二大城市，也是第二重要的城市，用高质量的产品和文化打造自身的重要地位。
米兰创造出许多设计方面极为有趣的发明。有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产于米兰，或是以其为中心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例如诞生于1930年代的铝制摩卡意式咖啡壶；或是比亚乔韦士柏电动车，其生产商原来从事飞机制造业，后转型生产民用物品。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比亚乔在二战后不再生产军用飞机了，韦士柏电动车才得以诞生。
有一个因素对米兰，甚至是对所有设计来说都很重要。城市，大城市，大都会产生现代出版业，智识生活当时发生在印刷品上，当然今天在其他媒体上施展。在米兰的案例中，正是在充满智识的对话中，设计的相关性被激发了出来。
例如，这本优美的杂志《机器的文明》（Civilta delle Macchine）由工程师莱昂纳多·西尼斯加利（Leonardo Sinisgalli）所主导，吸引了如朱塞培·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卡洛·埃米利奥•加达（Carlo-Emilio Gadda），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等作家和诗人以及如恩佐·帕齐（Enzo Paci）这样的哲学家为它撰写文章。所以我认为大城市大都会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能够汇聚对技术感兴趣的人群，从事技术的人群，以及知识分子。这样的环境才能燃起现代生活目的何在的创造性反思。
简而言之，在米兰的案例中，集合了米兰繁荣的工业和两代设计师的才华而创造出的产品。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出名，例如佛郎哥·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作品包括家具设计以及堪称1960年代杰作的米兰地铁——该作品展现了他绝佳的想象力。
当然还有安德里亚诺·奥利维蒂（Adriano Olivetti）。 奥利维蒂并非依托米兰，他生活在小城伊夫雷亚，靠近都灵。但与他共事的是米兰人，马切罗·尼佐利（Marcello Nizzoli） 或埃托·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都是。他们没有受过设计师的训练——这是关于意大利很有趣的一点，米兰没有设计学校。他们受到的是建筑师的训练，同时他们处在一个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的频繁充分交流的环境中。奥利维蒂是个知识分子，他对文学感兴趣，他支持各类刊物，在政治生活中也很活跃。这些都不是秘密。我认为，这些高度关联且经典的设计的产生依托于像奥利维蒂这类实业家的远见和综合发展的理念。
专业环境以外的公众回应对设计的拓展和产品的反馈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将继续以米兰为例。197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传奇展览——“家居新景观”，将米兰的产品引入美国乃至世界的公众视野，米兰在纽约引起了轰动。顺带一提，1930年代早期，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成为首个拥有建筑和设计部门的博物馆。
在197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类总体环境，展示了如乔·科伦博（Joe Colombo）、索特萨斯等设计师将单独的物品搭配、构成一个和谐的室内的理念。
另一类出现在1953年。正是在包豪斯成立约30多年后，在不同的语境下，西德成立了一所新的设计学校——它不再处于纳粹掌权前的魏玛共和国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它的成立处于西德重建民主的语境中。
马克斯·比尔（Max Bill）设计了这所设计高校，并多少延续了包豪斯的理念，带有更明确的社会关怀：为现代战后德国工业提供设计，创造高质量的产品——实惠但有品质的产品。
这种态度集中表现在了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及其为博朗所设计的产品中。这也和乌尔姆造型学院的文化相关，但这所学校在1968年由于政治原因而关闭了。拉姆斯和他为博朗所作设计启发一系列设计产品。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强尼·伊夫（Jonathan Ive）过去数十年为苹果所作的设计。有趣的是，在这场皆大欢喜的合作中，伊夫和史蒂夫·乔布斯（苹果的创办人或者我们说苹果的巫师）的联合起到了根本作用。所以，再次强调，设计师、制造商、及实业家的联合非常重要：这样的联合主要发生在大都市里，例如苹果的联合就发生在大旧金山地区。
我将再讨论最后一个城市作为结束——超级大都市，洛杉矶。它不以其建筑闻名；在1930，甚至1950到1960年代，洛杉矶以其航天工业，尤其是生产火箭和航天飞船而闻名。
洛杉矶是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家。盖里是世界上最有趣也最具话题性的建筑师。我近些年来在筹备、撰写一套以他为主题的出版物。盖里对建筑的理解深植于洛杉矶的都市文化。他不仅建造像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这样的大型建筑物，同时也设计产品——这是他作品中被人遗忘的一部分。
这是他在1970年代设计的组合家具，不太成功，因为他不愿意把它转化为面向市场的商业产品。
有趣的是，弗兰克·盖里的工作室，相较于弗兰克·盖里的设计产业，更受到其他公司的青睐而被效仿。最好的例子是他几年前为脸书设计的总部，就是参照他自己工作室里设计师的运营模式而创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建筑师不仅仅为创造性行业设计楼宇。无论是站在软件创造前沿或是实体、非实体产品生产前沿的企业，建筑也为他们提供空间组织的模式。
所以我的观点是，设计需要正向、有利的生态系统方能得以繁荣发展。我们看到这样的生态系统如何在伦敦、柏林包括包豪斯产生，如何在米兰高度发展。什么是一个创造性、正面的生态系统呢？在这些城市的例子里，或许也包括上海，这样的生态系统融合了我们看到的许多方面：教育，知识的产出，恰当有效的专业训练。它也意味着视觉文化的存在和对品位的广泛认同；而这一点的达成有赖于出版物尤其是评论的推动作用。正面的生态系统也相关于一个贯穿于我们今天看到所有设计的因素，即知识产权。我们今天讨论的产品都受到了知识产权的严格的保护；专利、多种法律策略用以保护产品的设计师和厂商。在智识活动、艺术活动、面向二者的教育，以及工业能量的融合当中，设计得以产生。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在上海大体存在，但仍有发展的空间。我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文化世界和工业世界的融合，这是我们当代世界得以繁荣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