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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6年03期
建筑形式的一种跨文化解读——董大酉自宅图解分析
An 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Architecture: Form A Diagrammatic Analysis of Dayou Doon's Residence
李文烜 LI Wenxuan 1
魏枢 WEI Shu 2
阮昕 RUAN Xing 1(通讯作者)
1 上海交通大学
2 上海大学
摘 要
依据档案资料, 使用图纸考据与图解形式分析方法,从建筑形式、空间及建造体系3个维度, 对董大酉自宅与其背后的文化意涵、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展开解读。该建筑是董大酉建筑思想中从“中国固有建筑形式”向现代主义转型的关键案例,展现出的中西跨文化观念是平衡个人性格与社会生活的空间策略,以及对“现代的”与“中国的”两大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rchival documentation of Dayou Doon’s residence (1935) by analyzing architectural drawings and forms across three key dimensions: architectural form, spatial composition, and construction system. In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rchitecture form,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personal lifestyle to show the residence as a crucial case in Doon's architectural thought, which marks the transition from national Chinese forms to modernism. The building embodies the architect’s intercultural vision and a strategy of balance between personal character and social engagement. It further demonstrates Doon’s critical insights regarding the interwoven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Chineseness.
关键词
董大酉;图解形式分析;建筑构图;空间组合;跨文化;现代性
Dayou Doon; formal analysis;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interculture; modernity
1935年,36岁的董大酉在事业高峰期于上海政旦东路120号购地建宅。基地位于“大上海计划” 1) 的市中心区域,距其主持设计的“上海市政府大楼”约1.5km。作为第一代留美归国建筑师,董大酉自1930年出任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主任后,完成多项公共建筑,而自宅是少数以现代建筑语汇呈现的作品之一。董宅于1935年竣工后,董大酉与母亲搬入居住至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此后,董宅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并最终消失于当代城市化的进程中。所幸,其原始图纸与影像资料由后人保存至今。
建筑师在设计自宅时往往较少受到外部干预,因此董宅是研究董大酉建筑思想的重要案例。本文借图解方法 [1],剖析建筑的形式构成,同时尝试解读空间背后的思想观念。研究重点分析建筑师运用了哪些“空间手段”来应对具体设计问题 [2],并考察其在当时社会语境下如何运用建筑语言表达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交织。
研究依据原始图纸,包含方案初稿、二稿、定稿,以及施工图 [3] ,辅以图像分析和后人访谈,尝试对建筑进行复原(图 1、2)。自宅用地约3.27亩(2180m2),场内规划了3座建筑和两处运动设施,但只有主楼以及网球场实际建成,主楼的西段为董家生活范围,东段是辅助区。研究以施工图所示的西段为分析对象,简称为“董宅”。原施工图用中文与英制单位标记,其面宽约57ft 9in(17.7m),进深为 54ft 9in(16.7m),楼高3层,建筑面积约 393m2( 图 3~10)。
1 建筑之于空间、历史与人文

图1 董大酉自宅施工图一层平面


图2 董大酉自宅模型,客厅照片
图纸、历史照片

董大酉曾深度参与“大上海计划”,后主持设计“行政区”中的多项公共建筑 [4],其设计风格经历了从“中国固有形式”2) 向“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之混合式样”[5]的转变。但董宅却展现出现代主义建筑的外部特征与空间组织的思想内涵 , 与其设计的“市府大楼、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市体育场”相比,表达出董建筑思想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实践中的差异性。
董宅亦投射出其形式背后建筑师的家学渊源、教育经历与性格特征。董大酉出身于学术世家,母系钱氏家族乃浙江名门,其外祖父钱恂为晚清著名外交官 ;父亲董恂士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 [6]。董大酉自幼随父遍游海外,塑造了中西融合的生活方式。1913年董大酉入清华学校,两年后梁思成和杨廷宝成为其同学 ;1922年董赴明尼苏达大学,受布扎体系建筑训练 3) ,而美国中西部孕育的草原学派与地域性风格建筑 4) ,则可能使其较早地接触到流动空间、自然融合等理念。此外据《辛酉镜》记载,董大酉“沉静寡言笑,交接甚稀,好运动”5) [7] ,这种内向性格与他在 1930年代担任政府公职所需履行的各类社交义务之间产生错位,但这也为董宅空间组织的特征埋下了伏笔。
2 建筑形式:技法与思想的跨文化呈现
董大酉深厚的家学背景与跨文化经历,使其作品表达兼具了技法与思想的双重深度:作为建筑师“有意为之”的设计功力,以及作为思想者“潜在流露”的文化立场。本节从空间序列、形体和界面3个分析维度,将董宅置于193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探讨其形式与意义的内在关联。
2.1 总图与环境:空间序列的“反转”
董宅的总图布局由西侧主体建筑与东侧附属建筑构成L形格局。从第一稿方案来看,最初并无附属建筑,主体建筑紧贴西北角,东侧留出约3m宽的通道连接南部庭院。至第三稿,或因用地与功能变化才增设附楼。此格局若以现代设计思维观之,应属常规的理性操作,其空间构成也是使用需求的反映。然而,若将该建筑置于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考量,可察觉其空间序列与文化喻义上的“反转”现象。
“反转”源于总图操作上的三层递进关系。首先建筑采用非对称的平面构图,通过“切角”操作回避了对称性所带来的空间仪式感。随后,董宅的空间秩序突破了传统建筑中“前-中-后”[8] 的法则,将主体建筑直接紧贴北侧用地边界,仅东北角内凹 1.5m形成前场空间,并尽可能将更多面积留给南侧的内院,从而导致总图的视觉“重心”偏向一侧。最后,建筑南北立面设计上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前后“反转”的空间感受。相较于沿街北立面以朴实的开窗逻辑为主导的功能化处理,董在南立面设计中,则通过大尺度开窗与外挂楼梯的重点塑造,形成了一种“由背立面进入,主立面朝内院”的逆向空间体验(图 11)。
此外,建筑南侧柱廊的“反转”现象 尤为典型。董将美式住宅常见的“前门廊” (front porch)[9] 转置于后院,转化为一处面向庭园的“取景器”6)[10]。然而,院中设置的网球场、野餐区等西式休闲设施,再次突破了传统园林的组景序列。这一现象或许并非建筑师有意而为的设计,而可能 仅存于其“潜”意识中——既得家学传承的熏陶,又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双重文化背 景使然。从文化分析视角看,这种空间序 列的“反转”为理解董宅的特殊性提供了一种解释路径。
2.2 平面与立面:形体的构成
董宅在形式上展现出现代主义风格。“切角”的手法贯穿于平面与立面图纸中,且比例控制十分精确。由水平与垂直元素对比形成的理性构图也与功能布局相契合。
在平面上,东南侧的“切除”有助于扩大双向视野,且增强“宅—院”之间的空间交织与渗透;西北侧的“切角”则形成内外过渡的后勤区域;东北侧的凹入自然生成主入口的缓冲空间。建筑的形体展现出设计者对“黄金比例”的严谨控制(图12)。立面分析表明,南立面主要由两个横竖并排的黄金矩形所构成。北立面以凹凸变化顺应道路走向,且以纵向分割来强化立面挺拔感。建筑体量分3层逐级收缩,且烟囱与车库向外凸出,由此在东西两侧形成“阶梯状”的切角线。
三维视图相较于平立面,更易洞察形体塑造的过程。从南侧内院看,二层阳台和一层弧窗檐口所勾勒的水平线条,与后部壁炉烟囱暗示的竖向线条形成鲜明的横竖对比。从沿街透视视角看,厨房与入口平面向内凹入,增强了立面纵向体块间的嵌套联系,而转角窗形成的横向线条也让体块转角处的立体感更加凸显(图 13、14)。
建筑形式分析I

图11-14
2.3 墙体与标高:界面的功用
董宅的结构支撑体系与功能分隔界面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砌体结构使建筑内的横墙与纵墙形成一个十字布局,并贯穿上下各层。主横墙将建筑分为南北两区,如一层的会客与服务、二层的工作与生活。而主纵墙则进一步细分了客厅、餐厅,以及厨房与佣人房的边界(图15)。
与墙体布局的清晰逻辑相比,标高的处理则显得层级精密。首层设有三级标高,服务区、餐厅与客厅之间各有1个踏步的高差。二层的地面也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卧室比工作室高出4个踏步。屋顶平台亦分为东西两块,之间相差2个踏步高。这种多层级的高差处理使人联想到路斯所提出的体积法(raumplan)[11]。若以此思路继续分析则会认为,高差的设计反映出房间内部功能的优化组合。如工作室地面的降板是将一层佣人房中富余的上部空间转移至二层工作室中。二层南卧室中的净高受限也迫使三层屋面向上抬升。
但与路斯依据地形高差进行设计的动机不同,位于一片平地之上的董宅并无此必要。其剖面操作的逻辑除因节省施工材料与成本外,还可能包含着建筑师对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空间转译。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南与北、高与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意涵,如董宅平面,一层南为主、北为仆,二层南为母、北为子的布局。在剖面中,工作室比董母卧室刻意降低的0.6m似乎也隐喻了中国人“长幼有序”的空间观念。
3 建筑空间:生活方式与性格的表达
董宅的空间组织体现出其生活方式的物化[12] ,作者借建筑语言塑造出较强的空间互动性,以此调节其内向性格与社交需求之间的矛盾。具体举措包含:拆解垂直交通核,以增强空间的流动性;营造多重路径从而丰富剖面的空间层次性;促进视线交流,获得更好的空间体验。
3.1 流动空间:交通与连接的重组
董运用打开与分散垂直交通、延长行走路径、整合房间连接模式等方法,让空间的流动性得以提升,进而适应其社交需求与私人生活。在垂直交通方面,建筑师把传统集中式楼梯拆分为多元路径:一层开敞楼梯融入客厅,兼顾展示。二至三层改为双向路径,即工作室内楼梯与南立面室外楼梯,如此一来,功能分区更彻底,从工作到生活的内环路也由此得以创建。二层走廊更是路径的刻意延伸,增加了视线交流的机会。此举融合中国园林的组景方式,让公共区“移步换景”(图16)。
在房间的连接模式上,董宅整合了3种前现代住宅模式 [13]:合院式的多向度连接模式有机组合了北院的各项服务功能和南院的公共社交空间;串联房间矩阵模式塑造了“门厅-客厅-餐厅-柱廊”的动态序列,促进偶发性的社交;而走廊连接模式实现了公共区向私密卧室的渐进式过渡(图 17)。多模式的整合,特别是建筑内串联矩阵的社交催化作用 [14] 形成了建筑服务于特定生活方式的空间组合。另一方面也表明董对西方建筑史,从古罗马合院到文艺复兴的串联矩阵,再到英国式厅屋的走廊演变 [10] 所代表的空间文化进行的再探索。
3.2 空间序列:路径与剖面
董在空间序列方面精心规划了3条环路,这些环路分别用来承担宾客的聚会、主人的作息以及佣人的服务,营造出清晰的空间层次(图 18)。宾客环路采用“欲扬先抑”的方式:从较为局促的入口门厅(sec-1/2),而后过渡至两层挑高的客厅(sec-3),营造出明显的空间对比。客厅内布置有沙发,设有楼梯平台,并延伸至二楼走廊,三者共同构建三维互动空间,形成垂直方向的视觉互动关系(sec-4)。南向柱廊(sec-5)使宾客逐步踏入户外。主人环路上展现出公私转换的智慧,半私密的工作室能够由内部楼梯连接3层卧室的区域(sec-6~8),此楼梯与客厅楼梯在坡度上的差别体现出空间属性的变化。二层走廊(sec-10)和南向阳台(sec-11)是母与子之间的代际互动空间,体现出现代家庭里传统的伦理秩序。服务环路依据层高变化(sec-12~14)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域,从而强化使用者的身份差异。这种以用户身份为依据的空间序列设计,凭借路径规划和剖面层次的改变,像压缩、释放、过渡等状态,呈现出建筑师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建筑物化。
3.3 空间体验:看与被看
董对空间中的视点与焦点进行了巧妙构思(图19、20)。图解分析则把建筑里视线互动的复杂关系揭示出来,将其 分 别 标 记 为VP(viewpoint)和 FP (focalpoint)。进入董宅的公共区域,视点被叙事性地编排。从压抑的入口(VP-A/ B)走向豁然开朗的客厅(VP-C),呈现出园林式的视觉变化。客厅内有序地布置了多个高度的视点及面南景观窗(VP-D/ E),使空间得到渗透。柱廊(FP-3)是一个中介区域,它把室内外串联起来。工作室的设计体现出董对视线的精准控制:工作台的左前方有一转角窗,可俯瞰街景,而右侧墙璧上的小窗则能随时观察客厅内的活动(sec-9)。这种对视线的精细控制,一方面满足了作者对工作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复现了一个类似于全景监视(Panopticism)的窗口(VP-L)[15]。二楼走廊(VP-M)借助天花板高低差异划分公共与私密空间。被看的沙发区以其对称布局来强化仪式性,餐厅(FP-2)则是靠轴线对位来构建与柱廊的视觉对话。这些视觉元素共同作用,构成了一个动态网络,使得许多空间节点,如 FP-3~FP-7,既作为观者,同时也是被观看的对象,进而增强了空间体验感(图 21)。

建筑空间分析II
图15-20

图21
4 建造体系:理想与现实的折衷
董宅的建造体系具有现代形式与折中 内核的二重性,其立面与结构、天花与地 面的对比,都折射出民国时期“中西融贯”的文化思潮 [16],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差异。
4.1 形式与结构:表与里的分异
董宅呈现出外表“形式现代”与内部“结构传统”的折中现象。现代主义建筑元素,如外表的白色墙面、横向条窗以及转角窗等,把内部的砖承重结构掩盖起来。表与里呈现出分异现象,实则是现代建筑知识本土化后的转译结果。董在砖墙里增设混凝土柱,模拟了框架结构中的“自由立面”视觉特征。如他在墙体角部埋设细柱,从而实现类似“转角窗”的通透效果。还有他在南立面通高墙体中添加结构柱,让承重墙上的大尺寸窗洞得以实现(图 22)。这种“拟框架结构”的折中方法兼顾了当时上海的施工技术,也契合了现代建筑形式的表达。其建造体系展现出了以董大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现代建筑技术本土化进程中所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4.2 天花与地面:文化隐喻与功能理性
董宅的室内空间有着文化隐喻与功能 理性的双重叙事。客厅里传统藻井天花与 现代主义空间的对比极为明显:藻井图案 与金属纹饰可认为是建筑师有意为之的符号 , 而白墙和8种地面材质则有着功能理 性的逻辑。建筑地面材料在一些服务空间 内采用了水泥砂浆、缸砖和马赛克;而在 客餐厅区域则使用了柚木地板;3个卧室分别选用进口软木、洋松地板和胶地板。多种材料的选择表现出董大酉对空间功能 与性格的精细考量,也反映出其空间观念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图 23)。有学者认 为“现代的”与“中国的”是近代“中国建筑思想构建的两个主要脉络” [17] 。董亦如此,其实践也多围绕此命题:从“市府 大楼”的中式屋顶,到“市立图书馆”平屋顶与门楼元素的结合,再到“市立体育场”中符号化的传统图形。董作品中的传统建 筑构件由空间元素向符号元素转变,这一过程也反映出建筑师在现代技术冲击下,对“中国性”表达的反思与困境。当功能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时,现代主义形式自然成为最优选择。而人们“仰头反思”之际,天花恰成安放文化隐喻与思想寄托的理想载体。
建造体系分析

图22、23
5 结论
本文采用图解分析方法,从建筑形式、空间及建造体系3个维度,研究建筑与其 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并形成相关结论。董大酉解析与转译西方古典建筑构图,把中国传统空间观念与伦理秩序融合起来,使董宅呈现出中西跨文化的建筑观念。自宅也是董大酉调和自身 性格与社交生活之手段,这一操作客观上体现了建筑形式与生活方式的互动联系。董大酉在建筑结构与室内装饰方面采用的折中、混合的方法,则反映出他对“现代性”和“中国性”这两大问题的批判性探索。
由于建筑消逝,研究借助档案进行“考古”式地复原与再现。董艾生先生将这些珍贵资料公开,使其父董大酉的建筑思想得到更全面的展现。根据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既有研究,董大酉的实践经历了从“固有形式”到“混合样式”的发展,而自宅则揭示出他向现代主义过渡的关键阶段。董宅记录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个人探索,为理解中国早期现代建筑的生成逻辑提供了参照。其启示在于:中国建筑的现代性转型,不应只视为风格演变或者技术革新,而应更全面地理解为文化主体性在建筑领域的自觉构建过程。
注 释
1)“大上海计划”的界定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民国政府推动的上海新市区整体发展构想,狭义特指1930年起编制的《大上海计划》官方文件。
2)1930年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发布的《上海市政府征求图案》中要求“建筑须实用……其外观须保存中国固有建筑之形式,参以现代需委,使不失为新中国建筑物之代表。”
3)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弗雷德里克·曼(Frederick Mann)确⽴了该校的巴黎美院教学体系。法国人莱昂·阿尔纳尔(Léon Arnal)进一步巩固了这项制度,他曾是保罗·克瑞(Paul Cret)的大学同学和在宾大任教时的助手。
4)20世纪初在明尼苏达开展设计活动的著名建筑师有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珀塞尔(William Purcell)以及在地域性建筑师埃德温·H·伦迪(Edwin H. Lundie)、克拉伦斯·H·约翰斯顿(Clarence H. Johnston)等。
5)据《辛酉镜》记载董大酉:“居恒不喜苦读,沉静寡言笑,交接甚稀。好运动,为本校棒球、足球及网球队员。
6)“取景器”一说,最早来自于阮昕教授对帕拉第奥圆厅别墅的分析:“圆厅别墅有如一硕大之‘立体取景器’……从垂直的天地之轴到水平延伸的风景天际线,帕拉第奥的乡间大宅首先将对天之仰望转向对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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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图片来源
图1、2:董大酉之子董艾生提供。
图4:参考文献[4]。
其余图片均为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