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事件

设计学报·学理 | 建筑学报 | 城市肌理中的“局部”：上海转角迷你公寓的系统性启示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6年08期

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6年08期

城市肌理中的“局部”：上海转角迷你公寓的系统性启示

The“Part”within the Urban Fabrics: Systemic Implications of Corner Mini-Apartments in Shanghai

曹紫天  CAO Zitian

阮昕     RUAN Xing

汪灏     WANG Hao（通讯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基于公寓研究挖掘微观“局部”的内在价值。通过还原4幢转角迷你公寓的空间组织，探讨其作为“独立局部”与城市肌理这一“整体系统”的动态关联，进而厘清从局部微观介入城市化过程的路径，揭示转角迷你公寓以小尺度下的内部空间组织实现对城市系统的反哺作用。

Through a study of apartment building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micro-scale “residue” of urban fabrics. By re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four corner mini-apartment building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residues and the urban fabrics as a holistic system, to further clarify how micro-scale architectural interventions emerging from these residual conditions contribute to the proces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revealing the way how the inter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orner mini-apartments feeds back into the larger urban system.

近代上海；转角迷你公寓；微观介入；空间重组；整体-局部

​modern Shanghai; corner mini-apartments; micro-interventions; spatial reorganization; whole-part

随着工作与家庭劳动分离，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伴随核心家庭、独身人士兴起，公寓作为一种集约高效的居住形式应运而生，既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基础，也成为上海近现代都市生活的关键承载者。1920-1930 年代，上海城市快速扩张、地价飙升、人口激增，中心城区的街道转角涌现出一批转角迷你公寓。以具身性（embodiment）视角，它们如同外科手术般精确地嵌入城市肌理，不仅塑造了都市景观，更深刻地影响着居民的生活方式。

高层公寓被视为上海的标志，成为城市空间的“主角”。1930年代前后是上海公寓建筑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量高层公寓兴建，这些建筑也成为上海标志性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1]。高层公寓的开发需建立在开发商与建筑师的密切配合之上，推动了中国建筑业的现代化进程^[2] ；同时，其形式与建筑技术发展密切关联，促进了城市居住品质提升^[3]。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整体性和标志性，即从离身性（disembodiment）视角，将高层公寓视为城市地标，关注其对城市“整体”系统的贡献。而转角迷你公寓作为碎片化的“局部”，长期缺乏深入剖析。

理想整体与复杂局部之间的张力一直是城市系统得以发展的动力。在近代上海，正是这些“局部”，在应对高密度与不规则用地的挑战中，展现出了“整体”不可化约的灵活性，体现了独特的营建智慧，并由此可见局部创新引领整体发展的作用与路径。

研究选取4幢贯穿上海公寓黄金时代的转角迷你公寓—白赛仲公寓（Boissezon Apartments, 1928 年）、密丹公寓（Midget Apartments, 1931 年）、国富门公寓（Koffman Apartments, 1936 年）和阿麦伦公寓（Amyron Apartments, 1941 年），揭示转角迷你公寓的系统观与局部观中呈现的共同规律与个体经验：转角迷你公寓在作为街区与城市的局部时扮演了什么角色？其本身作为一个空间高度浓缩、尺度极为紧凑的“整体”，如何协调更小尺度的“局部”？

这4幢转角迷你公寓均位于上海衡复风貌区的街道转角，地块均呈不规则几何形且用地面积不超过220m²，标准层为一梯一户至两户（图1、表1）。研究以历史档案与多维图纸复原为基础，理解公寓作为微观局部与城市、街区间的关系，指出在宏观规划中被视为剩余的畸零地块，转角迷你公寓通过外科手术般的精准介入，不仅完成了对城市肌理的物理缝合，更在极限尺度下激发了居住空间的现代化重组。这种源于局部的自适应性，构成了上海城市性格中极具韧性的微观注脚。

​表1  迷你公寓建筑信息

图1  4幢迷你公寓形态（a 白赛仲公寓；b 密丹公寓；c 国富门公寓；d 阿麦伦公寓）

迷你公寓的概念来源于“midget”一词，最早出现于1931年建成、以midget命名的密丹公寓。midget 的直译为“小个子”，用来形容其体量袖珍。《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将密丹公寓称为上海最独特的公寓 ^[4]，因其坐落于上海法租界西区面积最小的场地上。这一时期，法租界西区类似的转角小型地块上相继落成了白赛仲公寓、国富门公寓、阿麦伦公寓等。1939 年起，俄籍建筑师I. P. 托马谢夫斯基（I. P. Tomashevsky）¹⁾ 作为转角迷你公寓的热忱推广者，在法租界内打造了数处房产，如台拉斯脱公寓（Delastre Apartments）、乔治特公寓（Georgette Apartments）等。1941 年 《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的报道《俄籍建筑师助推城市天际线》（Russian Architect Helps to Alter City's Skyline）中，列举了托马谢夫斯基在上海设计的迷你住宅（midget tenements），将其分为迷你洋房与迷你公寓，并对迷你公寓作出明确定义：建筑采用步梯连通上下的模式，非常经济，在小地块以匠心独运的规划设计实现极高的经济性^[5]。据此及同时期类似公寓可归纳出转角迷你公寓的特点：坐落于街角的小型地块上，一梯一户或两户，多层（4~6层）无电梯，适合一夫一妻或独身的家庭结构。

在法租界西区，填浜筑路的形式使新建道路网格对自然河道的改造有限，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农业时期江南水乡的空间格局。同时，高速的城市化使不规则、小型化的农业用地直接转化为城市开发用地，与道路网络一同构成了宏观的整体系统。转角迷你公寓地块的小型化、非标准化，即源于该系统产生的双重限制：一是因路网规划，填浜筑路或新辟道路时在街区转角形成了非正交、“边角料”的畸零地块；二是地产资本最大化开发的商业诉求，迫使建筑师面对畸零地块时在形式上做出创新，从而在街区风貌层面产生了一种规划之外的适应性协调。

白赛仲公寓坐落于1914年填浜筑路的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与新辟麦琪路（后改为迪化中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交汇处，141m² 的五边形地块是路网交错切割的产物（图2a）。密丹公寓地块则占据了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与填河而成的居尔典路（今湖南路）的锐角切角。斜对面国富门公寓地块同样因道路斜向切割，从而形成不规则的边角料（图2b）。阿麦伦公寓所在的用地原始肌理为圩田，高恩路（今高安路）为新辟道路。阿麦伦公寓地块位于高恩路与麦尼尼路（今康平路）的交汇处（图2c）。

白赛仲公寓和阿麦伦公寓由万国储蓄会（International Savings Society）投资，其以发售有奖储蓄会单的方式吸纳储户并获利颇丰，后进军房地产业 ^[6]。密丹公寓的投资方则包含了义品洋行（Credit Foncier d'Extreme-Orient）与一位未知姓名的中国业主。国富门公寓的业主为俄籍维拉·利沃夫娜·科夫曼（Vera Lvovna Koffman）女士，公寓亦以其姓氏命名。转角迷你公寓的投资主体既有实力雄厚的银行，也有个体地产投资者。多样化的决策主体也成为建筑师因地制宜地施展设计才华的沃土。

1.1 转角迷你公寓的产生

图2  迷你公寓所在原始肌理与地籍（a 白赛仲公寓；b 密丹、国富门公寓；c 阿麦伦公寓）

江南水乡肌理与西方路网骨架的叠合，迫使建筑师展现出卓越的场地设计，以极高的贴线率²⁾ 将建筑精准嵌入边界。白赛仲公寓、密丹公寓与国富门公寓的建筑密度超过90%，三者均以近似对称的平面嵌入到不规则的地块中，在塑造明显轴线关系的同时尽量完整地使用地块，并以一个完整的立面正对街角。白赛仲公寓与街区西端的修道院公寓位于该街区紧贴白赛仲路的地块。密丹公寓与国富门公寓相对，形成了界面规整的路口，在以花园洋房为主构成的街区中维系了街道氛围。阿麦伦公寓尽管未如同其他3幢公寓那样占满地块，建筑密度仅为75%，但仍是所在街区唯一紧贴高恩路的建筑。

转角迷你公寓高贴线率的形式丰富了所在区域的空间节奏，转角位置又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转角迷你公寓所在街廓尺度为非正交的中小尺度，街廓边长大多为80~240m之间，适宜步行。从图底关系可以看出，法租界西区建筑密度适中，有大量空地、花园、菜地、草地、公园、操场、牛场等空间（图3）。该区域以住宅为主，整体空间布局不同于喧嚣的市中心，呈现一种郊区化的城市肌理，居住环境幽雅。如白赛仲公寓所在地块是城市公寓、新式里弄、花园洋房和学校建筑的混合街区；密丹公寓街区周边主要为公寓、独立花园以及大量空地，其对面的国富门公寓底层商铺是整个街区中唯一的商业空间。新式里弄、花园洋房地块几乎由围墙或篱笆界定，这种内向型边界是该区域主要的街道界面。而转角迷你公寓以建筑实体直接界定街道，更具公共性，打破了原本的边界形式。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实体边界上，而且在于高密度的实体对低密度街区肌理的调和。

不难发现，畸零地块迫使建筑师必须放弃标准化正交网格和完全对称的形式，转而寻求适应性的几何策略。转角迷你公寓因地制宜，填补了路网留下的异形空缺，完形城市街道。这里的“局部”是依附于城市“整体”肌理存在的，在城市系统中起缝合肌理、丰富街道界面的关键作用。

1.2 转角迷你公寓作为街区的局部

图3  迷你公寓所在街区肌理，1947年（a 白赛仲公寓；b 密丹、国富门公寓；c 阿麦伦公寓）

私家车的普及不仅代表了现代化生活的进步，也成为中高产阶层经济实力的象征。尽管用地范围狭小，转角迷你公寓的设计者仍为住户配备了充足的停车位，并有意识地将停车、乘车直接展示在街道转角，让建筑进一步彰显这种生活方式。如白赛仲公寓、阿麦伦公寓底层几乎均让渡给了停车，这在微型地块开发中非常奢侈。

相较于郊区化的花园洋房，公寓周边仍有着相应的配套业态。1947年的地图显示（图3），白赛仲公寓正对迪化儿童公园，迪化中路两侧的商铺也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富门公寓附近为花园洋房和上海儿童教养所，公寓底层为商铺，两侧的车库朝向居尔典路与福开森路。阿麦伦公寓所在地块有花园洋房、蒲石汽车公司，其东侧地块为上海美国学校，反映国际化的教育配套圈。花园洋房旁边是提供鲜奶的“可的牛奶棚”，表明当时新兴的牛奶需求以及都市农业（urban farming）的存在。周边业态的完善是众多小家庭职员选择转角迷你公寓作为住所的重要动因之一。

转角迷你公寓是高强度的城市生产系统在空间上的补充，迎合了当时一夫一妻或独身的新兴中产和外籍精英对于便利、舒适的生活需求。住户多为律师、医生、企业经理、艺术家等独身或核心小家庭，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的生活风尚（表2）^[7]。白赛仲、国富门公寓部分住户的工作地址并不在上海本地，而是在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国家，表明转角迷你公寓住户具有跨城市的职业网络。大部分住户工作地高度集中于外滩及法租界的经济核心区（马莱区、福煦区），呈现出东部办公、西部居住的城市格局（图4）。4幢转角迷你公寓均邻近电车、汽车站，周边分布有轨、无轨电车以及公共汽车线路，交通通达度高，方便住户通过公共交通往返于住所与办公楼之间，实现便捷通勤。例如皮拉德可通过无轨电车转公共汽车的方式抵达国际饭店，鲁萨科夫可通过乘坐有轨电车转公共汽车到达德士古火油公司³⁾。

1.3 转角迷你公寓作为城市的局部

表2  迷你公寓住户一览，1940年

图4  公寓与住户工作地址分布（序号与表2对应）

私家车与公共交通编织的巨大网络将外滩与法租界西区紧密联系起来。空间上，4 幢转角迷你公寓呈现出鲜明的职住分离，是独立于生产系统之外的纯粹居住体，城市肌理中游离的“局部”；但选址上，其与公共交通的紧密关系，以及建筑师将首层让渡于停车的设计策略，让转角迷你公寓的住户仍处在城市的整体系统中，参与到城市日常运作的方方面面。交通技术与转角迷你公寓的发展共同改变了居住与工作间的距离关系，而转角迷你公寓在展现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中发挥了尤为显著作用。

2.1 通道与贯通式布局

白赛仲公寓以道路转角为轴心，在五边形的几何地块内组织空间。主持建筑师亚历山大·赉安⁴⁾（Alexandre Léonard）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他通过轴线上的楼梯组织空间，佣工与住户共享一个出入口、前厅及楼梯，底层服务空间围绕前厅布置，车库向城市界面敞开（图5）。建筑的视觉焦点由中央内凹的入口、切角（pan coupé）处的阳台⁵⁾ 和二层两侧阶梯状的窗套组成，强化了主轴线的对称感。适应性的切角设计改善了交通视线，并引入两侧采光。在住宅套内，沙龙（salon）、餐厅和两间卧室均置于采光和视野最佳的位置，四者之间相互贯通、渗透，形成一个开放流动的大空间，并使每个房间保持规整的形状。该区域直接与阳台相连，将居住者从室内自然地引向外部的城市地景。即居民生活可自然而然地穿过沙龙与餐厅，延伸至阳台及十字路口的街景。

白赛仲公寓通过房间串联形成贯通式布局。门厅向两侧延伸，形成连通各被服务房间的通道。分居西侧的沙龙、餐厅和东侧的两间卧室彼此贯通相连，家庭成员不必再经过门厅，便可直接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即主要生活房间都有两扇以上的门，空间内部形成流通的整体。厨房、储藏间、佣工房则与门厅一起填充了被服务房间与楼梯间的不规则区域，共同维持平面的轴向秩序。虽然服务与被服务房间置于同一层，但佣工有独立的送餐与生活通道，可以避免与住户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必要的交叉。

马赛尔·吉耶⁶⁾（Marcel Guillet）设计的密丹公寓则在更小的用地上探索轴向布局与适应性置入的平衡。为保证转角立面的对称性，住户从西侧福开森路进入内凹式入口，通过公共门厅左侧的独立旋转楼梯到达各自住所（图6）。密丹公寓首层给门房、司机提供休憩、住宿空间，而佣工房设置在旋转楼梯的半平台处，通过错层自然地区分了服务与住户生活空间。吉耶将地块上尖锐、最难利用的顶端分配给了锅炉房、佣工房和盥洗室等服务功能，而将最宽阔、规整、舒适的部分留给了沙龙和主卧室等被服务房间。

密丹公寓同样采用贯通式空间组织，并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流动性。门厅向南延伸形成通道，依次串联起盥洗室、沙龙与卧室。沙龙、凹室（alcove）与卧室差界定，实现彼此贯通串联。而凹室作为巴黎美院学院派手法中典型的“厚墙中空间”（poché），既为沙龙拓展了空间，也维系了其接近轴对称的空间比例和形式。这样的空间模式与白赛仲公寓如出一辙。佣工与住户共用门厅，用餐时，佣工上半层到门厅、进入厨房，再经过通道至沙龙送餐。这种设计手法，一方面模糊了房间的功能边界，即沙龙空间同时也是餐饮空间；另一方面，房间外挑延展，极大地扩展了空间的感知深度，使小户型产生超越其实际面积的宽敞感；同时，厨房与卧室一道拥有外挑阳台，保证了建筑外部体量的对称性与内部生活品质的均好性。

图5  白赛仲公寓平面、剖轴测

​图6  密丹公寓平面、剖轴测

这种房间串联的布局，使密丹公寓的小户型能够容纳会客、餐饮、休憩和研习等多种生活场景。吉耶用一级台阶区分凹室、沙龙与卧室空间，家具的个数、摆放位置也与空间规格对应匹配。1940 年代，密丹公寓的三居室曾居住一对中国夫妇，女主人夏天身着旗袍坐于通往卧室的台阶上，卧室开敞，除床和衣柜外，还布置了躺椅、书桌和收音机等日常物件。女主人在卧室研习或坐于躺椅上休憩，台阶也可以成为休憩场所（图7）。显而易见，住户的行为超出了建筑师对功能的预设，这种功能的模糊性与空间的流动性，正是身体性、即兴的互动得以发生的物理基础。

图7  密丹公寓的生活切片

基于长期设计公寓楼的经验，建筑师拉比诺维奇·罗平⁷⁾（Gabriel Rabinovich）在设计国富门公寓时以离心式和紧凑的原则，采用了更为灵活高效的布局。底层空间为服务和商业功能区，沿街设置了3 间车库和1 间转角商铺（图8）；标准层中，起居室、餐厅和卧室等被服务房间沿建筑外墙布置。这种离心式的布局，保证了所有被服务房间都能获得充足的自然采光和通风。地块最尖锐的角被巧妙地用作交通或服务空间，如楼梯放置在五边形平面的中部或角部，不仅解决了垂直交通，也自然地划分了不同功能区。起居室、卧室等内部空间的划分，都尽可能地追求方正或接近黄金比例的矩形，以保证空间的实用性和舒适性。与前两位法国学院派建筑师不同的是，罗平仅将起居室与餐厅相连，卧室被单独分隔开来，仅通过门厅与起居室相连。这样的布局使门厅兼作服务各局部之间枢纽的作用，省去了一条专门的通道，空间组织更加紧凑。

国富门公寓于垂直维度实现了住户生活与佣工服务流线的划分。公寓设置了两个独立的入口与楼梯，分别供住户与佣工使用。生活楼梯通过内凹式庭院采光，服务楼梯斜向开窗面向居尔典路。服务楼梯直接通往厨房与备餐间，形成一个高效的服务核，佣工可以从服务楼梯直接进入厨房和备餐间完成所有工作。两间佣工房位于首层，专供北侧三居室的家庭。餐厅与起居室几何交错，被削去一角以保证起居室的完整性。而起居室与另一侧卧室之间的不规则区域则被盥洗室填充。被服务房间中的起居室和卧室占据最优的位置，餐厅次之，盥洗室再次，余下不规则空间再被服务房间填充，在近似梯形的平面中协调局部房间与整体地块形状之间的关系。理性的功能布局将不同功能的日常动线彻底分离开来，将社会秩序空间化，确保了服务的高效与家庭生活的私密性，保证了日常生活的互不干扰与有效协作。

2.2 服务核与分隔的房间

图8  国富门公寓平面、剖轴测

阿麦伦公寓由亚历山大·赉安独自设计，以六边形门厅作为核心，两侧房间对称布置。公寓沿街布置4 间车库，后部则布置佣工房、锅炉房等服务空间，并在场地内留出庭院，形成了清晰的服务与住户生活空间划分（图9）。作为白赛仲公寓落成10 余年后的作品，建筑师为佣工房设置了独立的出入口与服务楼梯，可直接连通各层厨房，并通过墙体遮挡主入口视线。

阿麦伦公寓建成于二战最困难的时期，彼时上海时局动荡，公寓的商品属性被削弱。阿麦伦公寓带有明显建筑师自宅化的倾向，其与白赛仲公寓在空间模式上的差异或源自建筑师自我的需求投射而非迎合市场。佣工房比被服务房间所在的标准层高6级台阶，需经由北侧服务楼梯间抵达。通过竖向的变化，既保证了功能高效独立，又在空间及心理上界定出服务空间与住户生活空间。

赉安一家于1941 年搬至阿麦伦公寓复式顶楼居住。他们聘请的男管家所住的佣工房也有敞亮的房间，底层则住着他的北京厨师郭志成一家四口 ^[23]。赉安一家之前居住于麦琪公寓的复式顶层时，女儿玛丽曾为避免与继母安娜见面，宁可早起用餐。在阿麦伦公寓，赉安或许希望通过空间布局避免这样的尴尬，采取了分层区隔的策略。主卧位于顶层，是安娜练舞及夫妇生活的空间。五层南侧的次卧给玛丽居住；餐厅则位于北侧，与厨房及储藏室等服务房间组成另一个单元。南北两个单元又通过起居室组合成为一个整体。大面宽的弧形起居室取代了通道和门厅，成为住宅内各组“局部”形成“整体”的枢纽，使生活单元得以相对独立。

图9  阿麦伦公寓平面

2.3 一种海派的设计理念

4幢公寓都展现了海派建筑特征，这并非源于相似的装饰元素，而是基于相同的设计理念、对环境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与尊重，并以空间组织的方式予以回应 ^[24]。

首先，打破内外边界以疏解拥挤的内部空间。为应对非正交道路与严格的交通视线规定^8)[25]，4 幢建筑均采用切角处理，以凸窗扩大空间感知深度，并通过拓展外边界作为空间补偿。另外，赉安设计的两个案例还将阳台内凹，进一步打破边界的完整性。

其次，服务与被服务房间的构成遵循层级化目标的引导。被服务房间的空间完整性被视为空间组织的首要目标，服务房间用来消化不规则、狭窄、锐角或采光较差的区域。次要目标则是佣工服务流线与住户生活流线的区分，服务楼梯的置入不仅占据一个向外界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服务空间的形态。在满足以上两个目标后，服务空间才会被塑造成规整和高效的形态，成为一个服务核。

由此可见，空间与动线分离的目标始终贯彻于转角迷你公寓的设计中，高差也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在用地最为狭小的密丹公寓与用地最大的阿麦伦公寓中，服务与被服务房间均在不同标高上。高差与凸窗分别在剖面与平面上打破固有边界，却形成了在垂直方向内部分割和水平方向内外融合的相反结果。

3 结语

近代上海转角迷你公寓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其体量小或地块异形，而在于它们揭示了城市系统中“局部”如何在双重约束下生成新的城市与住宅空间秩序。一方面，填浜筑路、斜向道路与地产开发共同制造出狭小、不规则、难以标准化处理的畸零地块；另一方面，现代都市生活又要求公寓在极有限的尺度中容纳停车、会客、居住、服务与家庭私密性等复合需求。转角迷你公寓正是在外部形态与内部生活双重约束的夹缝中被塑造出来的。它们不是对剩余空间的被动填补，而是通过多重精确组织，将原本破碎的街角转化为连续的城市界面，完成了对街区肌理的形态缝合。

更重要的是，转角迷你公寓在具身性尺度中重新组织了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有品质的交流融合并非来自畅通无阻的空间连接，而是基于精巧的空间构成与组织。在上海的这些现代住宅案例中，“少即是多”显然并不适用，复杂且恰到好处的分隔恰是这些公寓得以适应复杂生活需求的基本保障。房间并非只按功能分区运行，而是在日常使用中被持续占用、调整和再解释，体现出小尺度居住空间的身体性与弹性。

因此，转角迷你公寓不应仅理解为小地块高效率开发的历史经验，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证明高密度并不必然导向同质化、标准化的整体计划。恰恰相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高密度空间，往往来自对具体场地、身体尺度和日常行为的适应性回应。在当代存量更新中，城市中的狭小地块、转角空间、边界缝隙和非标准用地常被视为难以整合的低效局部。但证据表明，这些“局部”恰可能成为修复城市肌理、激活街道界面、重组邻里生活的关键节点。可见，高密度人居环境的品质并不取决于离身化的容积率计算，而取决于建筑能否在外部城市约束与内部生活需求之间建立具身性的空间关系，反哺激活城市系统。

致谢

本研究历史建筑图纸得益于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行业导师冯立支持。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