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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报·学理 | 建筑学报 | 庄慎 吴洪德 | 从“千城一面”到“一城千面” ——  一个事务所的上海观察

 《建筑学报》特集

“千城一面”背后的现代中国城市性格

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5年09期

从“千城一面”到“一城千面”

庄慎^1,2  吴洪德¹

摘  要

基于阿科米星事务所“一年一个工作室”游牧计划及对那行空间运营的观察，深入探讨上海“一城千面”背后的空间机制。发现上海的城市性格是在高密度、强设施的发展背景下，于复杂时间维度里持续演进的产物，其深层机制在于城市肌理、日常实践与基础设施的韧性混杂与动态生成，为理解中国城市如何在同质化趋势中保持并发展个性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一城千面；城市韧性；适应性；非识别形式；空间机制

ABSTRACT

Observations of Atelie Archmixing's "the New Year New Office program" nomadic program and NEXTMIXING space oper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mechanisms of "One City with Thousand Faces".  It contends Shanghai's urban characteristic emerges from continuous historical evolution rooted in its high density and robu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complicated temporal dimensions, and the deep mechanisms lie in the resilient hybridity and dynamic generation of urban fabric, daily practices, and infrastructure. The paper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how Chinese cities cultivate individuality amidst homogenization.

KEY WORDS: one city with thousand faces; urban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non-identifiable forms; spatial mechanism

在全球化与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千城一面”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导致城市形态同质化，缺乏辨识度^[1]。然而，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在宏观同质化背景下，通过其独特的韧性混杂，展现出“一城千面”的微观活力。

本文以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一年一个工作室”游牧计划及“那行文化”实验为视角，深入剖析上海城市形态、特征与体验。这一计划使得阿科米星自身成为一个独特的“观察站和实验室”，为城市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经验。在游牧过程中，事务所认识到不同时代和性质的城市区域林林总总的复杂性，并逐渐发展了“空间冗余”“非识别体系”和“空间技术化”等新理论认识，并建立起应对“改变”的城市建筑学的实践路线^[2]。上海建立在早起步、高密度、大规模、强设施的城市进程上，发展出一种具有高度韧性和适应性的日常创新状态，从而形成了“一城千面”的城市特质。

本文将首先阐述阿科米星的游牧实践，继而探讨那行文化作为空间效能实验场的角色，随后深入解析上海“一城千面”的深层机制，最后总结其城市特征及理论潜力。

1  阿科米星的城市游牧：亲身穿越“一城千面”

1.1  游牧实践的缘起与策略

阿科米星事务所的“一年一个工作室”计划始于2015年，最初是一个模糊的构想。在告别长顺路工作室5年稳定运营期后，寻找合适长期办公空间的挑战促使事务所开启了这一独特的游牧实践。这项计划被事务所描述为一次“疯狂”的自我实验，是一次观察、亲历和分析日常城市行为的独特机会^[3]。

为适应游牧式的办公模式，事务所对内部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以实现“轻质化组织”，包括将不常用物品储存于租金低廉的郊区仓库，将多功能活动空间独立出来以实现经济独立，同时核心设计办公部分则保持每年在城市不同区域迁徙的游牧状态。为适应频繁搬迁，事务所还发展出采用可折叠、可拆装家具，缩减设备体积，并从有线网络转向无线网络、充分利用云数据等策略，体现了对“空间技术化”的实践。团队也培养了简化的工作习惯，以应对快速搬迁和不同空间环境的挑战^[4]（图1、表1）。

A1 ~A7 阿科米星不同阶段工作室  N1~N3 那行搬家轨迹  S1 仓库

1 阿科米星工作室搬家地图 (2019 年至今 ) 及城市观察概况

表1 工作室搬迁时间线与城市观察

“一年一个工作室”的策略超越了简单的运营适应，它构成了一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具身化城市研究方法^[5]。通过每年物理性地沉浸在不同城市环境中，用同一种使用需求反复试探城市空间与使用者的反应，事务所自身成为了建筑师研究的城市现象的组成部分，既感性体会城市大众的经历，也理性近距离进行外部观察。游牧工作室将事务所的日常存在转化为一种持续的、迭代的反馈循环，其空间变化的反复性是城市普通空间被反复使用的加速再现，其中的经历也可视为上海城市日常空间改变的样本。

1.2  经历城市的工作室

1）长顺路工作室（2009-2014）： 经历岁月静好与体验日常

事务所的第一个工作室位于长顺路，由一间“退役”的幼儿园首层改造而成，并在此安定运营了5年，这是一段岁月静好的社区生活。初期团队人员少，房间愈显得大，有敞廊还有大院子。入驻时小区正在做立面美化工程，密密地搭了脚手架，事务所也边工作边装修，每天桌子上一层灰。幼儿园被包裹在老小区中心，工作室的院子里日照很好，经常会有人来晒衣服被子，有一次他们甚至还自己搬桌子到我们厅里晒太阳、打麻将。我们每天跟光顾小区门口悄悄扩大小地盘的地摊菜市的居民同进出，天晴时可以看到住宅楼伸出老远的晾衣杆上壮观的晒衣景象。我们用施工垃圾堆出木平台，种了葡萄、爬山虎、凌霄、樟树、杜鹃、蔷薇，养了金鱼，还救活了一棵大柳树。主持建筑师平时喜欢拿着水管给这些植物浇水，他还模仿巴瓦事务所的画风一丝不苟地徒手绘制了一副写实的工作室平面图（图2）。爬山虎、凌霄花、葡萄、大柳树的枝叶要注意修剪，要是翻出墙外会遭投诉，因为居民怕有虫子爬到他们晒在墙下的衣服上（图3）^[6]。

2 长顺路工作室手绘平面

3 长顺路工作室主入口

选择面向大众与日常世界成立事务所后，我们工作、举办四季沙龙，5年就这样在这个上海典型老小区的琐琐碎碎中悄悄过去了。这里让我们对城市的认知从抽象变得具体，对人与使用的理解变得宽容有同理心，对城市中日常生活与自下而上的变化从直觉观察转向主动实践，并建立了有效的信心，为后续实践理论奠定了实证基础。

2014年这里要被改造为养老设施，这期工作室就结束了。现在反思，这里的经历很重要，后来再也没有如此安静的驻足积累。2022年主持建筑师将此场所选为研究对象，指导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完成了将此地更新为“社区嵌入式养老”的论文^[7]。

2）桂平路工作室（2014-2015）： 面临居无定所与选择游牧

搬离长顺路后，事务所来到近中环的桂平路一处空置待更新的厂区内，一边等待我们该基地上的设计项目启动，一边借此建造新工作室。我们选了一座二层小辅助房暂驻，这期间整个厂区内除了我们空无一人，这段临时过渡期却成了“一年一个工作室”游牧计划的酝酿期。我们开始关注到上海城市使用空间的快速变化，这些变化让城市成为高度事件性的场所。潮来潮往，在变化中依然有着韧性^[6]136[8]。

当年做出的决定从外人看像是顿悟，实际是认识变化的自然而然，主持建筑师写道：“1个10年还是10个1年？当我们在等待一个可驻扎10年的办公室时，几个月的临时环境让我们反思了这种想法并观察了我们办公究竟需要些什么。当我们在找一个一年的过渡地方时，几星期的寻找让我们发现城市在不断转手并空置出来各种有意思的地方，选择1个10年的空间还是10个1年的空间，选择1处安定还是10处逗留，选择省力还是选择麻烦，几个当家的一致选择了后者”^[6]137。

3）龙漕路工作室 （2015-2016）：去到城市“背面”与“空间冗余”

龙漕路工作室历时三周找到、两周“格式化”，租期一年，它实际位于凯旋南路尽端的一个园区，因邻地铁3号线龙漕路站，我们称为龙漕路工作室。它仿佛在城市的“背面”，被轻轨、漕河泾港隔离在都市生活之外。当时我们渴望去看未见之城市的各种面貌，选择此处也许就是直觉关注的引导吧。工作室空间原是一个厂房改造的摄影棚，层高近6m，被上家租户分隔得高高低低，窗外不时有地铁3号线呼啸而过，晚上通明的车厢更像风景，不仅不无聊，反而充满城市动感^[6]137-139（图4）。

4 龙漕路工作室办公空间

这期间的体验与城市观察也加深了对于城市动态建成环境的具体理解，事务所开始撰写与城市实践和观察调研相关的理论总结，提出了“空间冗余”的概念，“用来描述城市建筑空间的重复、多余、残留、错位等状态。这些现象通常会被冠以‘剩余’‘过量’‘溢出’等带有无效价值意味的判断词，我们却认为，这种通常被当作不纯净、不高效、不完美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并非多余，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它们可以被看作复杂、共存的自然状态”（图5）^[9]。

5 关于“空间冗余”的城市研究

 (a 三门路居民楼外的鸽子棚；b 上海田林住宅立面加建的阳台 ) 

于是龙漕路工作室的结束是都市实验性的，提前3周腾空，这期间该空间做了两次功能转换。先是提供给南京大学建筑学院，作为一次学生影像表达作业的对象创作空间；然后是作为声音艺术家殷漪的首次个展“一天世界”的展场（图6）。艺术家根据空间在地创作了一系列与空间互动的声音艺术作品，其中有一件作品是采集3号线轻轨经过窗外时声音引起的玻璃振动进行的创作^[10]。在最后3周展览中，这个普普通通的工业园区的办公空间变作了一个公共开放的艺术空间。

6“一天世界”展场

龙漕路工作室时期事务所还开启了另外一项影响事务所未来的重大行动：我们分解了原工作室组织，尝试新模式成立了“那行空间”，开始了它的实验旅程。我们感到认知开始与这个城市同频了。

4）虹口工作室（2016-2017）：探寻城市改变与“逆向还原”

“我们这次去一个可以研究各种建筑改变、好玩的地方吧！”2016年，主持建筑师把一张在外滩与鲁迅公园位置画了圈的地图交给办公室，让他们依此范围去找合适的地方。最终事务所搬到虹口西江湾路一栋办公楼的顶层阁楼。办公室的窗外可以看到虹口足球场高大的看台顶棚（当时有朋友还给我们介绍过体育馆VIP包房改办公室），还有熟悉的“老邻居”3号线高架轻轨。这个办公室本身的空间改造颇有戏剧性，期间把两个本不能联通的空间用特别的连桥联通，做了一次内部穿越式的更新，丰富了我们的设计手法。

为了给城市建筑研究选取具体的调研对象，有一阵子主持建筑师每天午后都会在周围徒步游逛，考察大街小巷、社区里弄、新旧建筑群落。在那些高密度的普通建筑和日常场景中，随处可见人们利用每一处可用的城市空间去做自己所需要的使用改变。某天经过同心路1号的三角形大院中的皇玛俱乐部，发现令人震撼的违章建造。那处搭建如同一个生物体般攀附在两座建筑间的简易消防钢梯上，在建筑的夹缝之间生长蔓延，使用了多种收集来的廉价建材，拼凑出各种居住空间，占据并利用了两座原有建筑之间的所有空间（图7）。楼梯既是消防通道也是生活空间，每个台阶与栏杆都可能成为空调机位、衣架、毛巾架、储物、花盆的安置之地，家具、电器、生活用品、废弃物等生活物什凌乱自由地散布、捆绑在空间的每个角落。地面被围出一个小院，中间简陋的小棚底下是半露天的厨房与洗漱台，周围堆放着水盆水桶和一些工程材料，停放着三轮车与电动车。这里是城市务工人员的临时住所，条件虽艰苦但离工作点近。我们的每张调研图纸都无声地记录了那些人们在上海打拼生存而竭尽所能的生活场景。

7 同心路皇玛会所建筑夹缝加建及现状细节

在此期间，事务所开展了大规模的“虹口区域城市建筑改变的调研”，并发展出“逆向还原”的研究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比建筑当前状态与建成之初的推测原貌，剥离并展示其在时间积累中增加和改变的内容，揭示了城市建筑对变化的“耐受性”，以及上海复杂背景下原始设计与后续适应之间持续的协商。在租期结束前，事务所再次利用腾空的空间举办了“虹口1617”展览，展示了研究成果，并引发了对“城市建筑学”的广泛讨论^[11]（图8）。

8“虹口 1617”展览部分内容

 (a三叠弧的转角居民楼 ；b 宝通路左侧巷子东江湾路整体轴侧 )

虹口工作室时期标志着事务所从普遍观察向系统性城市变化研究的转变。它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城市建筑的生存规律，将建筑学放置到更长远的历史周期、更广泛的存在状态下进行审度和反思”，认为“如果从过程的角度看，摆脱了作为新建物的初始意义后的独立状态， 既有的物质空间和符号意义成为一种中性的存在，在后续的改变和调整中可以等同视之”。这将城市表象的同质与内在的千变万化归结为“中性的建成环境”^[9]。

5）恭城路工作室 （2017-2018）： 接近城市“内部”与未尽研究

“去年我们研究的建筑改变是‘局部’，这次我们要去研究‘内部’。”于是工作室来到了徐家汇商圈，入驻收储后的原恭城路交大幼儿园的二层（现已拆除），紧邻恒隆港汇广场和徐家汇地铁站。其选址意在深入研究上海庞大的城市地下空间和地面商业空间的内部。工作室内部保留了幼儿园粉红色的墙面，拆除了护墙板、打通隔墙，引入连续日光灯等，并用内穿方式进行了这次的适应性改造（图9）^[6]141-145。

9 恭城路工作室内部

这时期，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去了解徐家汇商圈及地铁TOD的内部情况。地铁1、9、11号线共近20余个出口，地面道路的连通与切割，天桥系统的片段联系，港汇恒隆、美罗城、太平洋百货等商业体各自上下的内部空间系统，商圈辐射范围内的街道商业与公园绿地，在此处组成了一个超大的城市复杂系统（图10、11）。

10 徐家汇站地铁系统 (2017 年绘制 )

11 徐家汇商圈拓扑关系(2017 年绘制 )

这一课题复杂到当年并未完成，之后“内部”与“城市复杂性”这两个主题一直挂在我们研究命题的进行栏里，但事务所仍然在内部相关的实践项目与理论研究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感受到了上海城市性格中一个隐秘的层面——“城市内在空间”充满了未被发掘的实践与研究潜力。2025年，事务所利用研究徐家汇商业体更新的研究契机，再次开启了徐家汇商圈城市内部空间的研究。

6）桂林路工作室“小白楼”（2018-2023）：遭遇封控考验与“空间技术化”

“小白楼”位于漕河泾桂林路一个园区内的一栋无柱的大空间厂房。此时，“那行”已搬迁至西岸跑道公园内，而事务所着手对“空间技术化”改变做研究，其中我们认为大城市空间存在另外一种环境交互——网络化交互，这种交互会弱化单纯的城市环境的作用，为此事务所尝试实践“个人的移动办公”和“团队的远程云上办公”。工作室通过布置可供讨论和独处的角落，以及大型咖啡吧台，旨在创造一个既能满足个性化办公需求，又能促进交流的灵活环境。我们在那里举办了阿科米星十周年的在地展——《改变是一种常识》。在两个月的展期内，办公与展览并存（图12、13）^{[6]59-66, 141-145}。

12“阿科米星十周年”展览和办公空间

13“阿科米星十周年”展览空间

这时期，事务所经历了“上海封控期”，进一步验证并强化了其对灵活、远程办公系统的需求。期间主持建筑师本人被封控在小白楼内，在此度过了两个月，直接体验了城市实体空间系统局部失效、 “空间技术化”作为一种韧性策略的有效性。小白楼代表了阿科米星内部适应策略的顶点，将“轻质化”和移动办公的方法正式化为总部模式。我们明确提及的“空间技术化”，结合云和移动办公的细节，表明了一个理论框架的形成，用以理解技术如何赋能并改变空间适应性，从而将数字基础设施而非仅仅物理形态视为上海城市改变与韧性的关键组成部分^[3]。

7） 延安西路593号工作室（2023至今）： 合成“阿米吧”与空间创生

至2023年，经历过城市实践、改变研究、城市游牧的阿科米星已经由5个工作小组组成：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米行文化、平行空间、向声葵听觉空间设计工作室、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未来空间研究中心，分别对应空间设计、空间使用、空间技术化、空间感知、空间研究。我们为这个组合起了一个别名叫“阿米吧”，代表了一种内部互动和灵活多变的工作模式^[12]。成立这个组合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未来城市空间对于使用、运营、新体验的迫切需求。城市与建筑作为物质的载体，表面之下需要更多新内容的生发。于是，仿佛又回到了2009年的起点，我们又一起定居下来，这一次的工作室，同样有院子与花园，主持建筑师又开始组织种植与浇灌。这次合并标志着事务所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作阶段，意味着我们对城市亦有更成熟的理解——复杂的城市、人与建筑在日常与普通建筑空间中的相互适应，内爆的使用变化活力充斥在任何地方，新事物的创生生生不息（图14、15）。

14 延安西路工作室“米行”露台

15 狭长的内院空间

2  那行空间：城市使用与空间效能的运营实验

2.1  那行空间的诞生与演进

“那行”（NEXTMIXING，现更名为“米行”）是阿科米星事务所整体空间系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运营空间，于2016年夏天成立，专门用于文化交流与空间运营。其创立源于事务所对这一空间价值问题的探索——“在上海，白纸一张的空间从零资源开始能在市场上存活吗？”。那行作为一个实验空间，旨在通过不同的使用实验，获得城市中不同功能类型使用与空间关系的直接经验。

“那行空间”的演进已经历了“那行空间1.0”（2016-2019）和“那行空间2.0”（2019-2023）两个阶段（表2）。从最初位于愚园路历史街区弄堂工厂改造的创意园区，到后来西岸跑道公园，那行文化运营100多m²的空间，每年以近百场的频率举办各类活动，涵盖设计、插画、声音、表演、文学、美食、商务和学术交流等多个领域。这种高频率、多类别的运营模式，使得那行空间在实现经济独立方面取得成功，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空间唯有通过积极地使用，才能具有存活的机会。

表 2 那行空间实验时间线

2.2  空间效能的城市内涵：从“那行”到“米行”的实验启示

空间“效能”（effect）作为阿科米星理论体系中对空间使用状态下有效性评价的概念，区别于侧重预设目标匹配度的“性能”。它更强调“从使用或者目的角度评判有效性”，关注建筑在其全生命使用周期中的空间价值，对应于空间的冗余、中性、使用改变反复状态，以及实现目标的适应性调整、局部性调整等方法。城市中空间存在的价值依赖于提高效能，为此必须有高价值的使用与运营，内容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密度上的变化性、短暂性成为城市使用的内容特征^[13]。

那行空间以“一对多”的灵活运营，生动诠释了“效能”的城市内涵。其空间设计精巧，能够“变戏法式地适应新的使用需求”，通过影音设备实现空间的灵活分合，即使是工业园区的普通空间也能在短时间内转变为公共开放的艺术空间（图16）。那行空间的运营揭示城市空间并非静态产物，而是不断被重新利用、配置，以满足需求涌现，构成持续的“城市新陈代谢”过程。这个过程中，空间是被运营的要素之一，其状态可实体化也可符号化，反映了上海万千普通空间的存在状态，无止境的使用运营创造涌现的个性内容，并在相似的反复中形成城市性格。

16 那行文化活动

3  试论“一城千面”的空间机制

上文对阿科米星事务所和那行空间游牧实践的观察，表明了上海“一城千面”的许多局部。这种特质并非源于单一规划或固定形式，而是在其早起步、高密度、大规模、强设施的城市发展特点中，于复杂的时间维度里不断叠加、改造与演进的产物。下文将从3个方面探讨其空间机制。

3.1  改变中的适应性：空间生成与再利用的循环

上海是起步最早的中国现代城市之一。租界与老城厢代表了中西截然不同的城市人居形态，自开埠伊始，就形成了双核的空间特征。此后在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市化时期，都催生了不同的空间生产模式[14]。历史地层的累积给上海留下了类型极为丰富的空间遗产。这些空间的循环利用体现了高度的适应性，具体来说，是通过对现有空间进行弹性使用和多义性的赋能来实现的。它强调空间并非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可塑的容器，能够通过与人的交互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需求^[15]。

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冗余扮演了核心角色。冗余并非无效或低效，而是一种必然的、复杂的自然状态，它包含了城市空间中重复、多余、残留和错位等现象。这种冗余为城市使用者提供了灵活调整和再利用的潜力，是城市活力的源泉之一。上海多元文化与功能并置的经验，使得这种复杂性和冗余成为日常体验。与冗余紧密相关的是空间效能的概念，强调在冗余或系统失效状态下，通过适应性调整实现目标的能力。

这种适应性不仅体现在普通市民对空间如“螺蛳壳里做道场”般的巧思利用（如龙漕路工作室的“空间冗余”与虹口工作室的“逆向还原”研究所揭示的现象），也清晰反映在阿科米星事务所早期工作室（如长顺路幼儿园改造、桂平路厂房临时办公）对既有格局的顺应与再利用之中，展现了人对空间的强大能动性与务实智慧。

3.2  日常的混杂性：“非识别形式”与城市活力

上海高密度、大规模的建成环境体现出一种“内爆”的城市活力。这与“海派日常”所体现的文化混杂性和非正式建造密切相关，形成了一种“非识别的”形式。城市日常空间并非由其预设的单一功能或清晰的形式所定义，而是由其作为中性载体所承载的、自下而上涌现的灵活建造和多元使用所赋予的^[16]。

海派文化融合了江南传统与西方现代、精英文化与市井生活，形成了其开放、包容、多元的特质^[17]。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恢复了全球城市的地位，成为各种生活方式混杂并置的共有空间。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日常空间成为文化混杂性的缩影，正式与非正式、规划与自发、新与旧在此共存并互动。大量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但又彼此紧邻的建筑与街区，在适应性改造下呈现出混杂的活力^[18]。这种“非识别性”的表象下，蕴含着对传统功能主义和类型学建筑观念的超越，标志着空间在日常使用中的模糊性、冗余性及其在多重社会力量作用下的动态演变^[19]。

正是在这种海派日常主义的背景下，我们才能观察到诸如虹口地区复杂且非正式的建造（如皇玛俱乐部的违章搭建）及其背后的活力，以及那行空间如何通过“一对多”的灵活运营，成为不同功能混杂并置的实验场。

3.3  空间生产的实验场：新事物与新模式的涌现

上海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持续创新的城市发展史。从近代开埠之初，上海便凭借租界的独特制度，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先驱，率先引进西方市政经验，在排水、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走在前列，奠定了其现代化城市的基础^[20]。及至改革开放，尤其是伴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更是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窗口”和“试验田”。因此，无论在制度、基础设施、经济模式、文化融合还是重大战略决策上，上海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展现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领先地位^[21]。

根植于高度发达的城市基础设施，如今的上海在轨道交通网、物流网和信息网络的建设等方面都走在前列。这种基础设施为城市提供了快速适应、自我组织和创新的基础能力，使得各种新型城市理念（如城市更新与微更新、公租房改造、15分钟生活圈、滨水空间、TOD等）能够在此得到孵化、测试和推广。作为其表现，当下的上海，通过新事物和新模式的持续涌现，继续成为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实验场^[22]。它标志着城市从物质空间向强组织性的转变，使得技术、社会实践和空间形式能够相互密切作用，支持新的城市范式的生成。

阿科米星事务所的游牧实践和“空间技术化”的实验也都是这一模式创新性具体而微的表现。事实表明，只有不断创新，城市生活才体现出持续的韧性。比如，在桂林路工作室时期，团队在封控期间通过云办公、无线网络等技术手段依然维持正常的运营。这是建立在城市高度发达的“信息-物流空间基础设施”的基础之上的^[23]。

4  结论

阿科米星的“一年一个工作室”游牧实践与那行文化的空间实验表明，上海的城市性格体现为一种具有高度韧性和适应性的日常创新状态。在“千城一面”的全球化背景下，在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人们不断展开挖掘空间效能的精明实践，从而造就了“一城千面”的日常图景。

这种图景包括了许多个层面的内涵，展现出人与环境互动的深层韧性。比如，城市空间展现出卓越的适应性，通过对空间冗余的有效利用和空间效能的追求，形成持续的生成与再利用循环，使城市成为动态、可塑的容器。与此同时，高密度日常催生出一种内爆活力，这得益于海派文化的混杂性与非正式行为，共同构建了以中性载体承载多元使用的非识别形式体系，彰显了城市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复杂生命力。此外，凭借高度发达的“信息-物流空间基础设施”，上海成为空间生产的实验场，该基础设施不仅支撑城市韧性增长，更赋能新事物与新模式涌现，推动城市向智能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转型，这表明“一城千面”是技术、空间与城市实践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

上海的经验证明，真正的城市特质源于适应与创新的能力，而非表面的奇观性的符号。其“一城千面”的空间机制是一个多维度、动态且持续演进的复杂系统。它倡导从动态、关系性视角理解城市，超越静态规划，关注内在韧性、适应性、非正式活力，以及技术驱动的新型空间生产模式。这不仅是对传统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的深刻反思，也为全球城市应对同质化挑战、激发个性活力提供了宝贵启示。

图表来源

表1, 表2: 庄慎绘制

图片均由阿科米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