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事件
设计学报·学理 | 阮昕 | 分久必合：从建筑的“危机”到“大”设计
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5年05期
分久必合：从建筑的“危机”到“大”设计
阮 昕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如果城市和建筑必须经由“设计”而造就，那么，我们的整个人造世界，大到城市、公园、建筑，小到房间、家具、雕塑、绘画，也还有器物产品，大到轮船、火车、飞机、汽车，小到手机和珠宝首饰；除去可见可触的物理环境，虚拟的有今天无处不在的网络空间，所谓“平行世界”和AI，也可小到一个小程序，如手机银行和电商，也无不由“设计”所成就。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却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音乐和文学世界，甚至一种我们可以感受到、却不可言状的场所氛围，自古以来的“虚拟”世界，又何尝不是“设计”所致？
广义而言，“设计”其实涵盖了人类所有“有意味”的行为举措。于是动物筑巢，如非洲沙漠白蚁搭建奇观高塔（图1、2），无设计可言。原因是动物与其构筑物不会产生有意味的互动（现如今的显学，称之为“交互”设计）。动物不会与其构筑的动物世界，产生段义孚先生讲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自然也不会产生出一种“乡愁”之病（homesickness）了。换言之，动物没有历史意识，即有选择的记忆和忘却。如此人与世界的“交互”，均已超出动物的生存之需，即所谓“有意味”。
▲ 1 几内亚白蚁巢穴
▲ 2 几内亚白蚁巢穴的纵、横剖面
举例说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一日在车途中欲发短信，行驶晃动令其敲字困难，懊恼之时，于是想到若将脑中所想，测度为脑电波并数字化，岂非无需动作说话，也能操作电脑？马斯克非等闲之辈，财大气粗，调动一流电子信息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团，很快搞出脑机结合的一款芯片，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找到一位因潜水事故而四肢瘫痪的大学生，心甘情愿让马斯克将芯片植入其脑中，竟然实现了通过意识去操纵电脑干事。
故事至此，马斯克的高科技壮举似乎与非洲沙漠的白蚁筑建奇观高塔别无二致，生存需求矣……然而，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他的高参马斯克开始暴露了系列令人瞠目的怪异行为和言论。于是有人开始恐慌：以马斯克暴露的三观来看，无数人经由脑机接口传递到马斯克之流的私人信息，会产生何种后果？“设计”于人类毫无疑问是远超生存、功能和实用的有意味而无所不在之举！
笔者曾尝试将设计的思维归纳为一种“理性”的原则、方法与“感性”的信念、喜恶品位的结合。前者可以算计和推理，属数学思维，基本上由生存和功利驱动；后者是艺术情怀，往往“忘小我”而全然不顾及算计利害，属人文思维。好的设计，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到威尼斯，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无论真实或虚构）、《红楼梦》到巴赫的音乐和维米尔的绘画，何尝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工艺品”（英文中的“artefact”和“artifice”似乎是更贴切的表达）？而设计本身，从筑城建屋，到写小说、书法、谱曲和绘画，岂不是一种令生活陶醉的技艺（a craft of enchantment，是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对艺术的定义）？设计如何做？不同于非洲白蚁搭筑结构复杂的奇观之塔，是设计师通过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奇妙结合，将理念与技术转化成美轮美奂的工艺品。
如此来看，设计师必为通才或全才。以建筑师为例，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曾一言以蔽之：建筑师嘛，无非是一个学了拉丁文的工匠（An architect is a builder who has learned Latin）。其实路斯即是将技术实施和文化理念并置罢了。在西方语境中，“建筑师”（architect）与“设计师”（designer）是完全可以互换的，而“建筑师”似乎因其历史和文化蕴含更显高大上。当然，在我们这个计算已大量取代判断的时代，软件工程师也就成了“软件建筑师”（software architect），专家也希望称自己是设计师。
曾几何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过如达·芬奇般的通才，集艺术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为一体。而今天，马斯克之流有足够财力可以调动派遣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专家技工去实现他的设计。随着开源AI的不断成熟，或许万物可设想并生成的“大”设计时代已为期不远。而当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去“设计”定制一辆私家车和一幢楼时，我们是否都成了“大”设计师？如果这将是一个伟大而非悲剧的时代，那么“大”设计师须具备什么素质？
爱因斯坦曾于1950年代在《纽约时报》撰文抨击美国学校的“专家”培训：
我反对学校必须直接提供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为的是学生走入社会后可直接用得上。生活之需是如此多元复杂，又岂是专业培训可以应对的。于本人而言，除此之外，我愈加抵制将个人看作一种死气沉沉的工具。学校应该执意于年轻人在毕业时不是一个专家，而是具备一种和谐复调的人格……教会学生一技之长是不够的。凭借着某种专长，人有可能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绝非和谐成长起来的一种人格。就学生而言，最为根本的是获取对价值观的一种理解和活生生的感觉。学生必须掌握的是一种鲜活的美感和正义（a vivi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and of the morally good）。倘若不是如此，这个学生，携带着他的专业知识，倒是更像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一个和谐成长的人。
笔者在爱因斯坦的“鲜活的美感和正义”下加了着重符号，原因是这些素质不仅是西方古代人文主义和后来大学教育倡导的“博雅之士”所具备的，也与中国文化以美德定义君子的传统如出一辙。所以，爱因斯坦说了那么多，不如孔老夫子一句话总结得精到而优雅：君子不器。这便是“大”设计师所需具备的最核心且根本的素质。辜鸿铭于是干脆将孔夫子和儒家珍视的“礼”，君子之本质也，翻译为对应的现代语言的“雅情与品位”（the fine feeling and good taste），算是与爱因斯坦英雄所见略同。以此来衡量马斯克是否是“大”设计师，那我们就应该看看他的设计产品是否具备爱因斯坦所要求的“鲜活的美感和正义”，而马斯克本人是否够得上孔老夫子所认可的“君子”了……
贾政策划大观园时，其实“设计”是在山子野将园子建好之后，贾大人与一帮清客和宝玉在赋诗题匾时才做了这么一件有意味的“人与建成环境的交互”之事。正如贾政所言：“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作为“设计师”的贾政没有我们今天遇到的行业危机，原因是设计可以在房子建成之后去做。
笔者在写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大师帕拉第奥时曾做过一个“惊世骇俗”的猜测，那就是帕拉第奥不过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卓越贵族学人用于实现他们理想的工具艺人而已。
以帕拉第奥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贵人巴尔巴罗（Barbara）兄弟为例，一个是研究维特鲁威的大学者，也做到了枢机主教；另一个是显赫的外交大使和大学校长。他们的合宅巴尔巴罗别墅庄园（Villa Barbara），在交给帕拉第奥去盖之前就早已胸有成竹，从整体格局到细节（如立面上的日晷，反映了其中一位对天文的兴趣爱好）都已考虑周全（图3~6）。学者们一般认为巴尔巴罗在帕氏别墅中较独特，是因为房主参与较多。其实帕拉第奥的作用或许还不如山子野筑建大观园。山子野虽沿袭了传统造园的模式，但在风格上还是有些小发挥，以至于宝玉觉得其中“杏花村”俗气，需依唐人诗云“柴门临水稻花香”去提升一下品位。以巴尔巴罗兄弟作为设计师的角色而言，亦没有行业危机。原因是雇主和设计师合二为一了。
▲ 3 巴尔巴罗别墅平面与立面
▲ 4/5/6 巴尔巴罗别墅的二层大堂阳台，在帕拉第奥别墅中属特例/立面上的日晷/从巴尔巴罗别墅二层大堂望向日晷
今天在中国面临的行业危机，除了过去40年房子盖得过多而无需太多新建外，还在于城市和建筑行业中所需要的林林总总的专业技术，建筑师都不具备。笔者曾写到过，在19世纪的欧洲，当工程师造出巴黎埃菲尔铁塔和伦敦水晶宫时，建筑师是否还有必要存在，其生存危机早已爆发。现如今，如果马斯克的预测奏效，万物皆可由AI生成，连金钱都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更何况几乎无一技之长的建筑师……
杭州亚运会的一个场馆，其结构的效率和美观优化不是已由AI辅助而建起来了吗？对于体育场馆而言，其结构体系可以说是整个设计的主体了。不过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如果没有当时的文人墨客在埃菲尔铁塔出现之时对其激烈抨击，以及后来法国人与其爱恨交集的“交互”，恐怕埃菲尔铁塔也就不会成为今天法兰西的一个重要象征符号了。这么看来，杭州亚运会AI帮助成就的场馆结构，如果要指望将来成为如西湖般的杭州城象征符号之一，仍需新时代的贾政和清客们与其建立有意味的“设计交互”。这自然不是AI所能，而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们更是无济于事。
我们虽然熟知，但往往忘却，建筑师的学院教育始于人文主义的通才全人观培养。法国“太阳大帝”路易十四，除了其摧毁中世纪行会的政治目的外，还有一个培养通才的理想：工匠的地位需要提升到哲学家的层面！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建筑教育，也就是设计类教育的17世纪法国原型。这与欧洲中古时期大学的育人理念一脉相承。建筑教育的历史沿革与大学在科学和工程技术教育进入大学后相并行，也就发展到了爱因斯坦所诟病的“专家培训”了。然而时至今日，建筑教育，包括其他分化出去的设计教育（如城市设计、室内设计、风景园林、产品设计、视觉设计等），都未能培养出类似医学里的牙医或工程学里的钢结构专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基本无一技之长，专业分工无限细化，实施过程又是由项目管理代表业主的权财为目标而操纵，建筑行业和教育的危机，其原因由来已久，完全不足为奇。以此而言，真正的危机不由房地产下行和无大规模建设所导致。行文至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中国造船业继续兴旺发达，而建筑师均改行参与到邮轮设计中，其无一技之长的窘况，在由繁复的专项构成的邮轮设计中，建筑师/设计师如何有可能东山再起呢？笔者在下文中会讲述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实验案例。
AI为何？纵观人类认知世界和自身的历史，或许大约有几种思维方式：以计算为手段的数学思维，古老而方兴未艾；以历史和艺术为手段的人文思维，古老而似乎已逐渐淡出人类舞台；以实证为手段的现代科学思维，以数百年风华而已俨然成为“西神”（如西文说的“sacred cow”，也几乎成为了“东神”）。而科学实证，大多以量化为手段基础，以物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是数学思维在不同领域的延展。换言之，数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均需对象可被度量。
AI即是数学和科学思维，借助计算机强大无比的超人算力，将算法与数据结合，去做学习和推理之事，所得出的结果也不出数学性的模型了。或者沿用数学语言来说，AI可以迅速穷尽人类已认识的所有种类（types），经过学习推理得出有共性的模式（patterns）。具体举例，如我们在收藏和观察分析了各种所谓“有翅亚纲”的昆虫之后，得出结论，其中有蝴蝶、蜻蜓和苍蝇等，而各有其结构形式的模式；但在蝴蝶这个同一模式中，却有千千万万的不同花蝴蝶，无穷的种类……在AI存储海量、算力无比的今天，远超人类这方面的极限，精于左鼻孔鼻毛的专家或网球场馆的建筑师，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AI的基础“燃料”是数据，而数据是以数字和几何的形式存在。我们现在常说的数据也包括文字、图像和声音等，但其“结构化”，往往是数字和几何的结合，方可将其转化为AI所需的不同数据。数字和几何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但追溯源头，是人类共享。数字启于记数及量化的需求；而几何则始于人类对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的恐惧，希望能企及一种清晰的认识。
于是希腊哲人冥思苦想，干脆就武断假定，一个点即是定位，忽略其面积大小；两个点相连就是直线，忽略线的宽度，必定是最短的距离……于是有了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和完美的圆圈。希腊哲人，如鸵鸟将头埋沙土中，不愿被天地间纷繁复杂的万象所干扰，将宇宙和世界设想为一种简单、优雅而可逻辑化的系统，一切均可转化为一种数学公式或几何关系。以此为基点，自17世纪的现代科学出现以来，才有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太阳系模型，也才有了爱因斯坦狭义和广义的相对论方程式。
被希腊哲人们所忽略的天地间混沌，如云气和微生物，如何用数字几何去研究明白？回到人自身，以知觉为例，如视觉、听觉，在一定程度上可度量而可数字化，那么触觉、味觉和嗅觉似乎不那么容易。更有甚者，人的情绪和意识（包括有意识和下意识，如无名的爱和恨，以及超乎趋利避害功利主义的忘我艺术情怀等），如何度量进而数字化？古往今来，在数据计算的排他性之外，文学和艺术，不以求真为目标，令人对人自身、生活和经验的集成产生了历史意识：有选择的记忆，有忘却，有玩味和品味，均为前述的人与世界间有意味的互动。于是才有毕加索的断言，艺术为谎言，通过它令人寻到真理。而通过艺术求真，如一位智者所言，好似捕捉一只花蝴蝶，一旦捉到，蝴蝶也就死了…… 这种“设计”行为，把玩于人与世界间“交互”的意味，属人文思维，自然与数字思维和科学思维（均以物而非人与社会为对象）是“道不同，而不相为谋”矣！
从理论上讲，无所不能生成的AI时代，爱因斯坦所不齿的专家，应该是无存在的价值了。而AI时代的巨大风险存在于辜鸿铭早在其《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就已犀利讽刺的民主时代之“盲众生”（the mob，或许用今天的网络语言“吃瓜群众”更为贴切）；相反，尚未显现出的无限潜力或许也就存在于辜公挽歌中“精英”阶层的复出。建筑的危机，这仅是现代社会在科学技术上一路高歌猛进，而精神文明（尤其是文化与历史意识）似乎正在逐步败落的至暗时代的一种表征，或将在“大”设计的复兴中迎刃而解。
辜鸿铭所谓“盲众生”的概念切不可简单粗暴地视其为“前清遗老”的阶级偏见。在辜公看来，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前现代时期受过教育的阶层是极少数，而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民众未受过教育（基本是不识字的）。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受过一点教育的（其实也就是识字的阶层），而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和受过极好人文教育的文化精英都在缩减，甚至濒临绝种。
在前现代传统社会中，无论中西，代表文化品位和道德大义的精英阶层（摒弃阶级含义，或许这就是辜公之流往往被误解和诟病的所谓“贵族精神”和“大雅文化”），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正义的守护者。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和欧洲15世纪后涌现出来的布尔乔亚阶层（早期的欧洲贵族反倒是大字不识的勇夫和未化之民）。不言而喻，笔者在此并非颂扬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中而无受教育机会的前现代社会。
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而受过一点教育的识字阶层和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而完全不容置疑的所谓“民主”信仰，与占据同样地位的现代科学相结合，通过数学思维，取代了精英阶层以其人文思维对艺术、人生和社会的历史意识和现时判断。当这一切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现代经济学理论、18-19世纪的英国及20世纪以来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重商主义形成绝配时，辜鸿铭于是在20世纪初便一言以蔽之，重商主义即是懦弱（cowardice）和自私（selfishness）的联姻！我们不再质疑一本畅销书的品质是否足够好，也不再质疑通过专家委员会投票评选出的艺术奖项，将马友友（Yo-Yo Ma）和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演奏的巴赫大提琴组曲通过打分评出高下有何音乐艺术的意义……现代经济学始自亚当·斯密之《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逐利和财富积累的经济学基础是专业分工带来的效率，即其开篇所述的由分工协作而带来制造别针的效率。而当效率以民主的名义嫁接到人生与社会时，体悟不再需要，计算代替了判断。其至暗的极端，便成了李泽厚先生所忧虑的异化世界：人由一半动物和一半机器组成。在李泽厚的“情理结构”中，情不再存，而理非正义，却由“盲众生”代表民主的多数所取代了。
以上的至暗时刻是否会到来？开源AI横空出世带来了一个转折点。其端倪早已出现，在此仅举一个建筑设计的案例：1949年，柯布西耶带着他十分得意的《模数制》（The Modulor）去拜见爱因斯坦。柯布发明模数制的用意毋庸置疑，即指望将自身的设计才华“科学化”，将优美的比例量化为一套可重复应用的“模数制”（modulor，图7、8）。据柯布自己回述，爱因斯坦的评价是：模数制令坏的设计难一些，而好的设计容易些。以本文所引用的爱因斯坦来推测，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柯布西耶转述的真实性，这评价的确像是爱因斯坦所言。稍加引申，爱因斯坦表述的是一个谨慎的预判：数字化的底线保障，以模式为方法，或许可以把草台班子给取代了。但是，“好一些的设计”则全然不及柯布本人的天才之作矣！
▲ 7 勒·柯布西耶《模数制》封面
▲ 8 勒·柯布西耶与模数制的演示模型
柯布西耶当年的《模数制》，在数据和算力上，与今天的AI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在ChatGPT出现之前，中国研究生写的论文英文摘要往往不太能看，而现如今，加上DeepSeek，同学们的英文摘要和英文信件已基本无语法错误了。如果杭州亚运会奥体馆还只是用AI 优化了结构的效率和美观，由AI生成一个完整的奥体馆设计应该是指日可待了。
AI在理论上应该能将人类所有知识，包括正义、邪恶，以及七情六欲，全部在录。换言之，AI知晓一切（AI knows everything）。然而，AI只有记忆，不会忘却； AI也只有永续积累，不会消亡。18世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传世杰作《格列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中，除了小人国、大人国等，还有一个国度中有一种被当地人认为不幸的永生人种，名叫 “Struldbrugs”。为什么不幸？这种人不会死亡，虽阅历无限，但会老至失去所有感知和欲望，也会因此而失去记忆和学习能力。最终命运与AI 一样，虽知一切，但全无理解（AI understands nothing），因为理解需要中国儒家讲的情——情绪、情感、情欲、选择、记忆和忘却……
绝大多数有自知之明的设计师都不会指望依赖柯布西耶的《模数制》而做出柯布般的作品，因为柯布的设计有“灵魂”（soul，本雅明称之为“aura”，钱穆称其为“心灵”，而于梁漱溟是“人心”，到王国维则是“境界”，均有共性），属情一方，无形、无味、无声…… 拒绝量化数字化，因为不可度量。在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此为王国维语，在西语中都不易找出对应的表述）中，“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连形、音都没有了，让AI去学习的依据也就不存在了。以中国书法为例，当其处在一种视觉形式的层面时，数字化时代的字体设计早已取代芸芸众生的草台班子。然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连真迹都无处可寻，仍然是天下第一，如此奇妙！于此境界，中国书法还是可度量的视觉艺术吗？AI的高歌猛进或许即将孕育“大”设计时代的复兴。“大”，除了通才全才之外，“大”到不可度量，也“大”到摒弃“小我”，非创造和呵护情理兼容大雅文化的精英莫属也！
当建筑教育变成一种“大”设计教育时，不光从专业培训中解放了自身，也就自然化解了房地产潮起潮落的行业危机。古代人文主义时期的通才和君子，合久则分，在欧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分化过程；而在中国，虽然发生较晚，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均也已成为分工协作的现代社会中的各类专家了。爱因斯坦早于1950年代就呼吁重返通才教育，以“鲜活的美感和正义”为育人目标。开源AI的出现，“大”设计理念的重塑，分久必合，务必促成一个设计引领的大雅文化复兴（与李泽厚所期望出现回归原典儒学的所谓“第二次文艺复兴”十分匹配）。
在上海交大设计学院，近年来有两个“大”设计实验正在进行时。其中一个是“大”设计人才的培养格局：除了工业设计和视觉传达仍然沿用原有的学位名称，其他均统领在“人居设计”的标签之下。虽仍然有3个四年制的本科学位，但在培养方案上是一个“大”设计的通识本科教育，分为4个主修课程方向（类似于西方大学常用的major概念），即工业/产品设计、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城市与建筑设计、生态与景观设计。在本科一年级，基本不分方向，所有课程共享而成为一个通识设计基础教育平台。举两门课为例，一年级第一学期有设计基础和艺术基础，而到了第二学期则上升为设计表达和艺术表达。一般来说，学生在已完成一年级的共享平台课程后才会选择主修课程方向，而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也可以改变方向而做数次选择。换言之，本科4年是一个“设计通识”教育，并通过主修课程在方向上有所侧重（多由兴趣和特长所驱动）。
本科毕业后如需做“专业”选择，可以通过两年半的专业硕士完成，其选择有工业设计、产品设计、风景园林和建筑，而这些学位课程均满足各自行业资格认证的要求，于是算是做了首次职业或专业选择。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科以“视觉传达”（举例来说）为主修课程的学生，在专硕时可以选择建筑或任何其他专业，没有限制。当然，哪怕是做了首次选择，一个“建筑学”专业硕士的毕业生，经历了以上培养，也完全可以选择去游戏公司从事虚拟现实设计，或去汽车行业从事汽车造型或室内环境设计。“大”设计的理念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均充满无限可能。
第二个实验是多学科参与的“深远海设施”设计。由上海交大牵头的这项国之重器，以多学科深远海勘探和实验为目标，该设施的容量和功用的复杂性可以类同于一个移动的海上漂浮城市。如此复杂的设施，毋庸置疑需要有一位总策划领导的“大”设计师，然后下属大约分为3个需要通力协调合作的设计板块和相应的团队：船舶设计与制造、海洋工程与科学考察功能设计，以及造型与空间组织设计。
分解下来，造型与空间组织的设计包括：整体造型和色彩所需表达的文化和功能喻义和意象、实验和生活空间组织、室内外环境、整体设施的标识和导向等。这部分的设计正好是一个设计学院所涵盖的内容，并且十分顺理成章地由建筑师牵头协调一个由建筑、工业设计、生态景观和视觉艺术组成的多学科设计团队。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实践项目令“大”设计的理念和人才培养格局不再抽象。
笔者曾在追思段义孚先生时，提到他自嘲为“半瓶醋”（拉丁词源的意大利原文，雅称“dilettante”）。而这个“半瓶醋”，段义孚先生进一步解题，实则是对人生世界充满好奇心和热爱的“半瓶醋”。在AI时代，一技之长已不再重要，而各个领域都多出现一些对人自身和人生存有敬畏和痴迷的“大”设计师，所谓未来已至，分久必合，“大”设计可以，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识教育，也有可能如李泽厚所预言，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将是原典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正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5年05期，总第676期，更多详细内容请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