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事件
通常意义上，大学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崇高之地，有“象牙塔”的比喻（褒贬不一）。市场则常指下里巴人、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百变“江湖”。然而，著名建筑学家与城市设计理论家Christopher Alexander (1977, p. 231) 却将大学与市场合为一种空间模式：University as a Marketplace。
他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高等教育市场，面向所有人开放；任何人可以讲一堂课，任何人也能上一堂课 … 大学应当像一个十字路口，承载不同个性、知识和思想的邂逅，最终在时间的流动中，与城市融为一体。”
2025年4月28日，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墨尔本大学建筑与城市设计教授Kim Dovey访问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与师生共探大学、市场与设计教育改革的未来图景。
走进设计大楼，Kim沿首层展廊欣赏各类设计作品，其中便包含不久前“天作奖”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作品的方案图板。本届“天作奖”竞赛的主题是“缩街”，要求对车行导向的宽街进行创新设计，以创造更具活力、更加多元的街道生活。命题者为香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永和教授。有趣的是，Kim此次中国之行的上一站便是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张永和教授向Kim分享了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访问和评图的经历。这一切，都令Kim充满好奇。终于，在设计大楼，Kim看见了年轻人对于未来街道生活的大胆想象。
行至外廊尽头，来到咖啡馆前，正巧遇见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阮昕教授从门内走出。两位多年未见的老友热情相拥：计划之外的邂逅，大概便是最好的安排。随后，阮昕教授，同时也是这幢建筑的设计者，与Kim一道游览。大楼内，有老师在展廊中录制慕课，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有同学在布展，有游客在看展；有各个学院的同学在各种社交阶梯自习、研讨或休憩；还有师生制作的各色小型艺术装置，散布各处。在看似纷乱的活动中，产生了属于设计的秩序：通过空间设计，带来更多邂逅，创造无限可能。
上午，Kim参与了《数字时代市中心商业区的剧变：城市的复兴或再造？》主题学术研讨。主持人介绍道，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当代市中心商业区涌现出两个关键的演化趋势：一是创造虚假的“市中心广场” (Town Square)，模糊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将私人控制的“真人秀”伪装为公共生活 (Rao & Liu, 2025)。二是创造虚拟生活世界 (Lifeworld Inc.)，模糊物质与虚拟的边界，使虚实纠缠的“感知真实”成为新的“真实体验” (Rao et al., 2024)。两种趋势的影响有待深入探究：是城市的复兴，抑或再造？
紧接这一问题，Kim开始他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技术史上屡次出现所谓的“颠覆时刻”，即大众笃信某个技术将彻底改变一切，但实际上总是改变与延续并存。例如，尽管Victor Hugo (1891, p. 191; Book V) 在The Hunchback of Notre-Dame一书中悲观地认为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与信仰表达的中介）将随着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而消亡：“The book will kill the edifice”。然而，恰是这本书的出版激发了法国社会对于哥特式建筑保护的关注，推进了巴黎圣母院的持续性维护与修复。
Kim强调，要剖析数字时代市中心商业区的演化对城市复兴与再造的影响，应当跳出技术决定论与线性因果推导，而将城市视为复杂适应性系统。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基于德勒兹“集”理论 (Deleuzian Assemblage Theory) 的研究框架：urbanity – retail – technology。“集”理论主张，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每一个概念节点，而是这些节点之间的复杂关联。在梳理这些关联时，不应以追求一劳永逸的答案为目标，而应着力探索未知的好问题和真问题。
注：Assemblage常被误译为“拼装”；关于“集”的译释，详见Rao (2020)。
随后，Kim对关键概念节点进行定义。urbanity与city有显著区别。city往往与可度量的规模相关，当聚落的人口与用地规模超过一定指标，其就可能被认定为city。urbanity是一种难以度量的状态与特征，兼具密度与多样性，聚焦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非结构化的邂逅，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如同呼吸空气般自由而惬意的公共生活与学习氛围。在retail领域，应区分capitalism和market。capitalism强调垄断、等级与剥削，力求通过特权排除其他竞争的可能。market指的是充满竞争和自组织的复杂网络，是效率、多样性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technology和infrastructure亦应被仔细区分。technology侧重于工具性（例如工具锤），infrastructure侧重于结构和设施（例如建筑）。当然，两者存在概念交叠的模糊区域，例如人工智能，其究竟是技术，还是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接下来，Kim尝试建构urbanity – retail – technology之间的关联。在retail与urbanity之间，应重视这样一种互动：流量带来商贸，而商贸又刺激流量与聚落的发展。urbanity的高低不是由建筑的新旧、高低、稀疏决定的：许多城区建有密集的高层住宅楼群，但建筑之间却缺乏承载人间冷暖的“烟火气” (density without intensity)。在urbanity和technology之间，应重视交通方式的演化。尽管当今上海的网购外卖令人侧目，已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标志，但它所依赖的外卖员及其电瓶车反映出中国传统交通运输工具独轮手推车的运行逻辑：自组织、高机动、强适应。数字时代也许能助力人们在城市中夺回并激活那些被汽车所消耗的空间。在retail与technology之间，应特别留意新的问题与挑战。网购的盛行是否意味着“公共空间私有化”（以室内购物中心取代社区街道为例）的逻辑进一步蔓延至“居家空间私有化”？电瓶车的大量涌现将如何冲击人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例如许多社区中逐渐失控的电瓶车停车场）？
随着一连串新问题的提出，主题报告结束，专题讨论开始。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阮昕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申悦教授与Kim一道，进一步探讨数字时代市中心商业区的剧变及其对城市公共空间与生活的影响。其中，三位学者关于Z世代及其对数字世界偏好如何影响未来实体商业空间的讨论颇为生动。他们均表示对Z世代的陌生与好奇，从建筑历史、人文地理与城市设计的视角分享了自己的理解。
阮昕教授提到了“卧游”的概念（心游万仞，神驰八荒）：也许今日年轻人所钟情的网络游戏与社交并非那么的新颖和“不可理喻”，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早就通过在室内绘画、读书、冥想等方式，神游山水、遨游天地。人们对美好空间的追求和哲思，不管虚实或古今，似乎是一种永恒的欲望。申悦教授则更接地气的介绍其所熟悉的五角场商圈的最新目的地：百联ZX。她指出，尽管各类商业中心普遍面临网购的冲击，但二次元、网红打卡地、剧本杀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带来多元的场所气质与城市性格，令实体城市空间焕发生机。Kim表示，这些历史的或当代的虚实融合场景反映了城市设计的核心要义：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而非拘泥于所谓的最佳范式。他以在上海实地调研过的M50创意园为例，曾经的工业厂房为文化创意活动提供了灵活可变的空间、可负担的租金与相对宽松的管理政策，催生了创新的业态、生态与公共空间。上海有很多城市空间（如街巷、工人新村等）充满巨大的有机更新潜力，成为令世界侧目、独一无二的上海，而非沦为所谓的“全球城市”概念与形象在上海的无趣复刻。
下午，设计学院组织进行AI时代“大设计”教育改革研讨，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朱燕民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郭亮女士等学校相关部处领导，Kim Dovey教授参加主题讨论。设计学院院长阮昕教授主持并参与研讨；设计学院党委书记武超，副院长曹永康、常丹妮，以及建筑学系、风景园林系与设计系教学改革骨干教师等一同参会。
阮昕教授首先介绍了“大设计” (all-round design) 设计教育改革理念的雏形。大设计教育改革回应我国从“城市建设”到“城市更新”阶段过渡的行业调整，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对设计教育乃至大学教育带来的冲击。以往那些看似清晰的可度量教育指标，在新的行业背景与技术潮流当中愈发脱节。大设计教育改革聚焦那些难以甚至不可度量的思想与创造力，突破育人品质提升的瓶颈。在本科阶段，大设计教育改革希望培育学生的原创设计思考、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交叉学科视野以及系统性的战略架构与组织能力，助力学生更好地找寻其兴趣之所在，并通过实践或研究生教育将兴趣发展为值得长期耕耘的事业。以设计学院全新的“人居设计”专业为例，其本科阶段不再区分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专业。学生在低年级阶段接受广泛的设计通识教育，随后在高年级阶段根据兴趣爱好“设计”自己的design studio curriculum。到了研究生阶段，他们可以选择建筑学、风景园林、设计学乃至其他专业的研究生项目，深入专业学习。如此，人居设计专业为学生设计并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更好地助力学生在交大科艺融合、广泛多样的学科平台上激发潜能并释放活力。
朱燕民教授围绕“通专结合”（通识教育 + 专业教育），分享他对大设计教育改革的看法与建议。他指出，虽然加强通识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共识，但通识教育在此前与学生的发展诉求有一定冲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在本科阶段早一些进入专业学习有助于其积累学习和研究成果，从而在求职或申请研究生项目的过程中赢得先机。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通识教育的纵深推进带来契机。人工智能规模化替代人类工作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几年前，会写代码就意味着高收入；如今，低层次的代码编写工作正快速消失。当然，人工智能尚不足以完全替代所有的人类智慧，譬如创造力，而创造力的培育需要在课程设置中为学生“留白”；这在理念上显著区别于传统的专业教育。学生塑造创造力的路径各不相同，在修读完核心基础课程之后，应跟随自己的心意和禀赋去探索，并获得专业老师的咨询支持。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思考大学教育改革具有非凡意义：哪些课程需要保留，哪些课程已不再适合，哪些新课需要增加？设计学院所开展的大设计教育改革是一次有益且重要的尝试。
郭亮女士的发言则聚焦大设计教育改革对于综合性大学及其国际化教育的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国际示范的大学教育不应只围绕可度量的排名，而更应关注那些不可度量的人性光辉。大设计教育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这一议题，其已经是国际趋势。例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将“设计思维”作为所有人（学生、专任教师、行政人员等）都必须掌握的基础能力，而非设计学科的专属技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Carl Wieman的教学改革理念强调解决复杂问题与做出高质量决策的能力，和大设计教育改革的培养目标（创造力、批判性、战略判断与架构等）相契合。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在其公共健康硕士项目中深度融入“人本设计方法”，锻炼学生寻找真问题、理解社区并能与之共情以及复杂系统思考等能力。
紧接着上述国际案例的分享，Kim Dovey教授介绍了“墨尔本模式”：墨尔本大学在澳大利亚率先将原本高度分化的本科学科，整合为“3 年宽口径设计本科 + 2 年专业硕士”的培养体系。在可度量的指标体系里（如全球大学排名），这一模式获得巨大成功。在不可度量的层面，这一模式有助于学生发现真正兴趣并打造彰显个性的跨学科事业。与朱燕民教授的观点相似，Kim看来，目前的人工智能仍主要基于既有范式、既有数据运行，加快回答“旧问题”的速度，但尚无证据表明其可以自动催生“爱因斯坦式”的范式革命。这对大学教育而言是一个“好消息”：人工智能将接管枯燥重复的计算与生产，让教师与学生把精力转向真正需要创造力与批判力的领域。回到大设计教学改革，Kim指出，设计思维不仅是创意流程，更是一套想象可能世界并规划实施路径的方法论，必须与创新精神、批判思维、系统思维、（空间）架构能力等深度融合。他倡议到，大设计教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构一个灵感和知识的“自由贸易市场”，其应当减少依赖技术细节的单向教学，而更加重视培育学生跨时代、跨学科、跨系统的长久学习韧性与适应力。
无论市中心商业区还是大学，它们的活力都依赖不同个体、信息、情感、知识与智慧之间频繁而随机的交流与“碰撞”；皆可视作“市场”。在人工智能时代，哪些新的市场模式将涌现，它们具有怎样的形态，又将如何影响城市公共生活、创造力与可持续转型？我们深处其间，亦不断改造和重塑它们；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大设计”？
周末，Kim和学生在大学路实地调研。彼时，车道被改造为限时步行街；中央摆放着多组模块化街头家具。这些家具虽然配有滚轮，却刻意设计得十分笨重，以防公众随意移动。Kim表示：“In a city for people, we must be able to design, use, and change our public space”，遂带领学生将原本排成直线的家具调整为“人”字形，形成可面对面交流的空间布局，引来保安关注。学生提议拍照留念，并拜托路人拍照。拍照毕，学生跟Kim解释道：“刚刚为我们拍照的年轻人就是在cosplay，他们通常装扮成自己喜爱的动漫人物”。至此，这位以英语为母语的教授在上海第一次听说了“cosplay”这个英语词汇，并终于明白孙辈为何钟情于他此前无法理解的“奇装异服”。
参考文献
Alexander, C., Ishikawa, S., & Silverstein, M.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go, V. (1891). Notre-Dame de Paris / The Hunchback of Notre-Dame (I. F. Hapgood, Trans.). T. Y. Crowell & co.
Rao, F. (2020). Unravelling material/digital shopping space: An assemblage approach. Geography Compass, 14(11), e12539.
Rao, F., & Liu, L. (2025). Toward urban-oriented shopping center development in the post-Covid era? Learning from shopping centers with Apple Store.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45(1), 181-202.
Rao, F., Zhao, H., Han, S. S., Kong, Y., Lai, D., & Lu, T. (2024). Transformative resilience of Wuhan’s city-center main streets in the post-COVID era. Nature Cities, 1, 378–389.
撰稿：饶富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