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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快讯 | 墙的悖论 —— 建筑边界的“密度” 及其都市价值
| 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5年02期，总第673期
| 汪灏 罗慧超 阮昕
|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1 引子：北鲲“墙”园
阮昕工作室近作北鲲园位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西北角，其核心是一段长约300m的“围墙”，设计以此探讨了一个墙的悖论。建造墙的故事在中西方的历史中均不罕见。无论是诗经所记周文王建设丰邑时的情景，还是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所描述的古罗马城建造的经过，均是以建设城墙开始。在中国，院墙、坊墙、城墙与长城递进地界定了家庭、社区、城市、国家的领域，维持着各尺度社会结构的稳定与正常运转，现代的单位大院与住宅小区仍旧依赖围墙维持其作为“小城”的独立秩序。当“大城”的城墙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被拆除后，这些大院的围墙被认为是我国城市进一步推进“西方式”现代化的障碍。
我国当代的大学校园亦是一座典型的“小城”。大学校园曾经被视为“象牙塔”，隔离城市生活的复杂而让人向往。矛盾的是，这样的向往却使著名大学校园沦为“打卡旅游景点”，需封闭以满足日常教学与科研秩序的需要。本是城市中一部分的校园空间，失去了预设的公共性，缺乏活力的围墙及其两侧空间对“大城”和“小城”而言已成为了“失落空间”。若从过去100年由吉迪翁(Siegfried Giedion)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构建起的“空间”概念出发，“围墙”的存在必然是“小城”内外难以完全融合的物质障碍，无法对空间进一步“生产”。但若着眼于“围墙”本身，或将边界塑造成为一个“可居”的建筑以改变两侧空间的互动模式，这也成为本项目设计的起点。
如要寻求一种可以容纳不同行为的载体，“庭园”(courtyard garden)的作用已在中国的历史中被予以证明。当跳出空间概念转而使用“肌理”(fabric)对“庭园”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形成围合的建筑形式是多样的，可以借此有目的地塑造人在空间中的感知。北鲲园所在场地东西长240m、南北宽约50m，由核心墙体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形成多个“宽园”和“窄园”(图1、2)。在南侧，场地中原有的一排香樟树作为北鲲园墙体展开的基准线。以3组环形座椅为“图”(figure)盘踞于作为“底”(ground)的草坡上，在行道树与墙体间形成3个露天剧场式的“宽园”，作为南侧体育场(实际也多用于开学和毕业典礼)的室外空间供集体围坐(图3)。在北侧，墙体与嘈杂的道路之间则形成了多个“窄园”。14个花池作为“图”从东向西在“底”上挤出多个狭长的楔形空间，更适用于休闲或独处。花池中的植物多为长势茁壮的景观草而非常用的观赏和装饰花木，以此取代“围墙”用于塑造“窄园”的围合感(图4)。同时，将几处“窄园”与花池的边界模糊化，引导使用者进入到更窄的植物包裹中，为城市人在喧闹的环境中提供更彻底的自然“归隐”(retreat)。
▲ 1 北鲲园区位
▲ 2 北鲲园的一段
▲ 3 拾阶而上的“宽园”
▲ 4 景观草形成的围合感
楔形“窄园”还在人行道与核心墙体之间建立起视觉通廊，进而借助通透与层次的对比，通过墙体形式将两侧的体验与行为予以塑造。顺着“窄园”直达核心墙体的双层花窗，校园内的景致在窗框中若隐若现(图 5、6)。墙体由5段交错而成，墙体交汇处在南侧形成4个“微园”(图7)。当从南侧的“露天剧场”拾阶而上，城墙般的“垛口”通过视线上的虚实导向墙外(图8)，“微园”也恰好可从坡顶步入。当使用者从垛口处与墙外的人产生接触时，便可下到“微园”中在一个水平高度上进行互动，而此时其本身也变为双层花窗间的第3个层次(图9、10)。在整个场地的中央，也是两侧空间最开阔的部分，墙体从厚实的砖墙变为低矮的花格墙，视觉上在此处变得更“透明”(图11)，可成为内外互动最频繁的场所(图3、6)。
▲ 5 直达花窗的“窄园”
▲ 6 校内视角下的花窗与花格墙
▲ 7 北鲲园鸟瞰局部
▲ 8 垛口般的墙体顶端
▲ 9 局部平面：具有“厚度”的墙体成为休憩空间
▲ 10 下沉的“微园”空间
▲ 11 与植物交融的花格墙细部随时间形成更丰富的层次
北鲲园的材质在这个区域显得 “格格不入”，粗粝的质感可看作对建筑时间性的思考：现代建筑是否比历史建筑更为优越，发展是否总是等同于进化？梁启超曾经对建筑的发展进行反思：“中国‘千门万户’的未央宫，3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像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它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北鲲园所呈现的如同古迹般的粗粝，借用不充分烧制的红砖，以及未经涂刷的铜牌(记录了上海交大的校史大事记)与木材，是通过“更旧”的样式进行城市更新(图12)。以梁启超的历史观看待建筑，发掘出的古迹仍能证明过去建筑所拥有的优越性，当下人所追求的“现代”“未来”样式，或许只是历史循环中微小的一环。在北鲲园探索的建筑本质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与地域的人-空间能动关系，可以完全不受样式影响而对人的互动关系予以“规训”。
▲ 12 栏杆上的光影与墙体上的铜雕
该项目以“北鲲”为名，也是借用庄子《逍遥游》以探讨墙在今天城市中的悖论。城市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共享发展带来的福祉，也使城市人口变得愈加多样。当“共享”成为互联网影响下城市的重要品质时，不禁使人思考：我们所期待的城市共享，是否符合如此复杂环境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情感需求呢？在过去，墙除了防御作用外，还为人类聚落划定了坚实的边界，让其中的居民获得心理的庇护。今天，当把围墙看作一个建筑时，也应将其从防范风雨的构筑物上升到艺术高度，以保证人可以免受家长里短的侵扰。北鲲园应被理解为一个由围墙与两侧空间共同构成，并且可坐、可游的“墙园”，是一个具有“厚度”的边界空间。因此，不同形式的边界如何帮助建筑师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人居环境中的挑战，并有目的地塑造人的感知，变得十分重要。
在对空间的感知机制进行探讨后，阿莫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提出了边界的3种类型——定义边界(definitive boundary)、物质边界(physical boundary)以及社会边界(social boundary)。定义边界与物质边界主要用于描述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社会边界则针对解析人际互动。3种边界的重合或错位，都会显著影响使用者对环境的感知，特别是对密度的感知。换言之，有目的地创造3种边界的重合或错位，可以对空间感知进行主动的设计，从而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起到调节空间中冲突的作用。
定义边界是一种抽象的边界形式，一般仅以“线”存在于地图或文件中，并在现实环境中显著依赖空间中的物质元素得以发挥作用。但具有显著“图纸化”特征的定义边界，却不可避免地与物质边界产生错位，进而影响到人对环境的感知。除了规划师之外，居民也有“权力”对其所居的环境边界进行界定。对城市边界的感知错位，就会显著造成对城市密度的误判。在看待与居住区相邻的公园、广场和学校等基础设施时，居民对其归属的认知也往往出现错位，领域出现不可预料的重叠或割裂，形成具有争议的或失落的空间。为避免权属不清形成“免费搭车”(free-ride)的行为，中国的单位、小区等大院通常用围墙强化定义边界的感知以建立排他性，这也成为其围墙迟迟未被消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物质边界是创造空间围合的手段，典型的物质边界即是墙、栅栏等限制人的移动与视线的空间元素。相较于抽象的定义边界，物质边界可以为其围合起来的空间过滤外界输入的信息。不同形式的物质边界也能有针对性地过滤消极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受到控制的领域，这也是通过城墙界定城市的初衷。城市这个领域虽然在物质空间上拥挤，却在社会的发展机会上更吸引年轻人。在现代社会，挤入“城市人”的社会边界已经比享受宽敞的居住环境更具吸引力。社会边界则依托物质边界，在微观层面直接影响着人对人居环境的感知。在拥挤的上海石库门中，城市所提供的社会空间可以使近10个外来家庭聚居在一套住宅。生活其间，居民利用简易的楼板将住宅划分为几个居住单元。丰子恺的母亲在其前往上海时曾言：“隔重楼板隔重山”。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进行观察，自17世纪末期起英式庄园住宅中出现的走廊模式，实际上促进了住宅内功能的分区而非提升连通性。同样以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边界的合理运用在高密度环境中为人的聚集创造了前提条件。
依据3种边界的特征可以推断，边界的作用首先是创造领域，其次是通过物质元素实现对领域的控制，最后是根据人的需求，通过形式调解空间中所存在的冲突与矛盾。例如，围墙不仅限制人的行为，还阻挡了人的视线形成彻底分割，而栅栏却在划定领域时维持了视觉的联系、不能过滤信息。边界的历史即是人从建筑的角度对道德、美学与社会进行干涉的历程。衍生开来，充当边界的物质元素远不止围墙与栅栏，丰富的边界形式也为建筑师提供了多样的手段去调解空间中的冲突与矛盾，或可称为一种规训。如钱锺书所描述，同样是在墙上开洞，门与窗却对人的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出去”。除因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理论而使公众熟知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外，比斯特收容院(the Bicêtre)也是一个体现了边界对空间的规训作用的典型案例(图13)。
▲ 13 比斯特收容院平面
比斯特收容院是一组建于17世纪巴黎城墙外的建筑群，其最初的功能是用于收容年老、体弱或精神疾病患者，该建筑因其“出色”的隔离作用也曾被用于监狱。最初，这座大型的收容建筑将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具有攻击性的癫痫病患者因此需佩戴枷锁，以避免伤害其他更弱势的居住者。18世纪末，比斯特收容院成立了专门的精神科，并于1793年迎来了精神病专家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作为其主任医师。皮内尔被称为现代精神医学之父，开创了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的先河，提出了“道德治疗”的方法，批判了过去精神病治疗中对药物及物理约束的依赖：解除了患者身上的枷锁，以对待正常人的尊重与善意给予患者情感上的引导，避免他们因情感而产生过激行为。为解除枷锁，比斯特收容院呈现了复杂的空间布局，以适应对多样化居住者分别管理的需要。在建筑间与建筑内，建筑师用墙体、路径、楼梯、窗子和门洞创造如同山峦、裂谷和河滩般的地形。通过打造这样的“综合地理学”(synthetic geography)方式，竟能在由约1.609km(1英里)长的围墙围绕的建筑群内同时容纳900名狂暴的精神病人及弱小的弃婴，是皮内尔来时的5倍。从这个角度看，边界规训了空间，从而重塑了空间关系，使截然不同的群体得以高密度地聚居。
若要打造如此复杂的 “综合地理学”，墙或栅栏这样的物质边界形式显然不足以满足建筑师的需求。卓越的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曾参与到米尔班克教养院(Millbank Penitentiary)的设计优化中。当时认为，犯人能用声音穿越墙体完成交流，从而瓦解隔离的作用。因此，法拉第通过设计更复杂的形式构筑墙体，以实现通过隔音功能教化囚犯的目的。通过试验，阻碍效果最好的墙体并非最厚且最密实的一个，却是中空且包含了柔软帆布的IV(图 14)。此时的墙体已不再是一条单纯的边界线，墙本身就包含了空间，从而成为一个有厚度的边界。具有厚度的边界，也为建筑师有目的地塑造空间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 14 法拉第提出的10种墙的构造形式
3 里坊的边界
对边界进行塑造或可在高密度人居环境中营建宜居性提供一个有力的策略。中国的城市在形成的早期便拥有数量庞大的人口，这样的高密度环境尽管拥有较高的资源分配效率，却也为维持宜居性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中国的城市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了有目的地塑造物质边界的形式、充分发挥定义边界与社会边界功效的营建智慧。《周礼·天官·小宰》中便记载了城市居民在“里”中解决争端的方式。尽管“类里坊”的空间模式长期主导了中国的城市形态，但其边界从单一的“围墙”发展出了更丰富的形式。
闾里是先秦时期便出现的居住单元，其墙垣形成了具有层次的空间序列。闾里的名称中强调了闾，即门户；“倚门倚闾”的故事描绘了一个母亲随着时间分别在门和闾殷切盼望儿子归家，从中可以看出闾里中存在着由门 与闾联通内外的两个层次的边界。睡虎地秦简的《法律问答》证明，闾里内存在内部巷道作为半公共空间(图15)。墙垣在基于闾里的社会与空间模式中的重要性，使其在法律中有着一席之地，如在汉朝颁布的《二年律令》中要求墙垣的高度应为5尺，否则不具备法律效应(图16)。
▲ 15 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推测图解
▲ 16 《二年律令》推测图解
后来产生的里坊是两个概念的组合，即“里”为社会单元，而“坊”为空间单元。一般认为“坊”字本义通“防”，是出于防御和治安管理的需求而广泛修筑墙垣；同时根据三国时期《声类》及后续《晋书》记载，坊的含义很可能为围墙环绕的方形封闭院落。里坊不仅继承了“里”作为社会基层单元的性质，也通过“坊”这样方正且封闭的形态，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换言之，里的定义边界与坊的物质边界实现了统一(图17)。尽管在随后较长时间内，边界的定义作用仍大于物质围合的作用，但已奠定了“细胞化”的中国城市居住区模式。在里坊中，3类边界是重合的：作为墙垣的物质边界，在城市物质空间中明确界定了家庭与里这两个社会基本单元的范围，规训了人在不同领域内需要践行的行为准则(图18)。
▲ 17 里坊在城市中的边界层次
▲ 18 层级边界塑造的街巷空间
隋唐时期，如洛阳等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达1.32万人/km²，与今天国内一般城市密度相近，城市居民也开始随着阶层出现分化。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共有用于居住的里坊103个(以及用于市场的里坊共7个)，分居洛河的南北两岸，尺寸约为400~500m。在开始兴建(605年)到唐朝(907年)的300余年间，源于市场的兴废以及洛水的泛滥，里坊的数量有多次变化，特别是在洛水南岸增加了13个小坊。最终总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5个部分、共112个里坊，分别聚集了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图19)。
▲ 19 唐洛阳里坊分布
从城市的尺度上看，增加的13个小坊成为调和城内各部分的边界。它们有机地划分了不同社会阶层的领域范围，是城市保持多样性的物质前提。这些里坊紧靠洛水并与皇城相邻，位于城市中央且交通便利，却未能吸引达官显贵们，其原因应是来源于其南侧的影响。居住在这13个小坊的魔术师、占卜师、佛经译者，并不是当时社会的上流阶层。他们无法挤入高级官僚阶层的东北部分以及社会精英聚集的西南部分，只能与东南部分的工匠进行混居，但仍是可以与统治者直接进行接触的群体。统治者并不想接触底层的劳动群体，但城市需要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共存以维持正常的运行，阶层间的矛盾便需要有效的边界予以调和。皇城作为当时毫无质疑的最高等级空间，周围包裹着的是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触到的群体的住所，而与社会底层群体所聚居的空间彻底分割开来。尽管当时的坊墙已达1.4~2m，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让社会边界已无法依靠一道简单的坊墙，甚至更高的宫墙所塑造，而依赖于里坊这个空间本身，形成一个有“宽度”的边界，尽管这个边界并未在地图上以“定义边界”的形式出现。
4 “多孔”的边界
进入宋朝，汴梁城中的里坊随着商业的繁荣开始向城市街道敞开，与城市进行有机地联系而形成一个“可分可合”的系统。这样的模式既可以总体构成一个连续的商业空间，又“各自为政”地维持着每个居住里坊的社会管理秩序。但从街道的角度看，相较于被两侧高耸墙垣围合的笔直大道，由商铺界定的空间则变得充满活力，形成了“有厚度”的边界。这样的空间模式在近代上海被进一步发展：一个石库门住区由一圈沿街商铺围合，外侧形成了充满生活烟火的街道，内侧则是如同里坊的围合居住区，仅由几个通常不会关闭的石库门作为连接内外的出入口，在住区内外形成不同的领域。相较于传统的里坊，石库门住区有着相同的空间模式，但在尺度上被极大地压缩。基于“密度更高”的围墙与石库门，住区内的空间层次也变得更丰富，形成了街道-主弄-支弄-住宅的空间序列。在石库门住宅的设计和规划中，开发商寄望于通过墙与门，在紧凑的空间中界定不同领域，为聚集于其中的家庭标记明确的社会边界。
空间模式上，石库门住区与宋汴梁时期的里坊相似，但在日常生活中，其边界已被赋予不同的意义。石库门住区内的巷道成为石库门住宅中合院的拓展，商业活动同时向其中渗透，形成了多孔的空间肌理。上海作为偏远的市镇，同时也处于代表官方文化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其居住空间自古以来受到儒家文化的约束便显著薄弱，而近代的中西交汇使住宅内的生活日趋“世俗化”，从而造就了多孔性。在石库门居住区中，界定儒家文化统领区域的“院墙”丧失了其作为定义边界的作用，使住宅与巷道形成了一个城市范畴下的“内部”。紧凑的石库门住宅变成了城市这样一个“大宅”中的房间，而不是原来四合院那样一个与世俗分隔且有着不同秩序的“孤岛”。石库门住区的定义边界被实际瓦解，居民们突破了在地图上由边界界定的“内部”，而将原属于社区集体和城市的公共空间纳入了认知上的“内部”。
虽同样是以商铺作为“有厚度”的沿街边界，石库门住区具备了多孔性的边界，使其成为互动的聚集地。石库门住区中的日常生活随着多孔性向外逐步溢出到街道，与街道的公共城市生活相遇。换言之，作为边界的商铺及街道，既作为城市商业设施对外提供城市服务，也承载着居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边界两侧的居民都积极向边界靠拢聚集，产生了丰富的城市生活和互动，从而创造了活跃的城市街道图景。在这个阶段，虽然边界是多孔的，但并没有消失，其社会边界的作用仍在，并与定义边界重合。但多孔性也预示了其脆弱性，石库门住区中边界的微妙状态在1930年代随着过度拥挤彻底瓦解。
不同阶层在生活空间上寻求区隔是日常生活的基本诉求。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大地主庄园(manor)中，庄园地主(the lord)与佃户们的日常起居均围绕在厅屋中的火塘(hearth)展开，全部室内生活都几乎发生在人声鼎沸的厅屋中，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尽管如此，厅屋边仍会有一个用作卧室的小房间(chamber)专属于地主及其夫人(the lady)，利用其主导地位以谋求区隔以获取些许“隐私”。发展至16世纪，英国乡间大宅中有专属功能目的的独立房间越来越多，还为王室亲临设置了独立的“套房”(apartment)。18世纪时，原本用于家庭中男女老少共享娱乐的“多功能”长廊(long gallery)也被设定成为专门的展廊，主客、男女、老幼在走廊的组织下被切分得一清二楚，绅士们与仆人们绝不会“不期而遇”。英国人应该曾试图将如“精密仪器”般设计的居住空间，通过其开发的石库门住区引入中国。也如同石库门的结局，当这些英国大宅被改作其他功能后，过去“量体裁衣”般的空间秩序与房间划分便失去了意义，难以逃脱被拆除的命运。
边界在居民结构多元的街区中更是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英国人试图创造的“多元共存”，在其相邻的上海前法租界中却得以实现。相较于石库门住区中多重压缩的空间秩序，前法租界仅通过边界的简单划分，中国富裕阶层的花园洋房、外国中产阶层的公寓、中国中产阶层的新式里弄，以及教会福利住房，可以集中在一个街区中(图20)。与石库门住区类似，这个街区西侧与北侧部分边界也由商铺形成了有渗透性的边界，但其在强度上远低于前者，这个街区的街道生活也不像前者那样嘈杂。而街区当中位于不同类型住宅之间的边界则不具有渗透性。街区中的多种住宅类型为不同阶层提供了匹配的居住选择，并通过围墙作为有效的边界形成了“细胞化”的个体，从而实现“和而不同”地共存。
▲ 20 上海前法租界中典型街区的图底关系
5 可居的边界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以社会学视角观察城市边界的复杂性，从细胞层面将城市出现的边界模式分为两类——细胞膜和细胞壁。细胞壁尽可能地保护其内部的组成元素，并支撑其作为一个明确的领域；细胞膜是多孔的，但并不是完全开放，它在一定的领域下帮助细胞锁住营养并排泄废料。换言之，细胞膜有选择地进行物质的交换以实现细胞的正常运转，其本身便是两侧的物质信息交换最活跃的地方。
当前中国城市居住区的围墙便属于一种“细胞壁”式的边界，仅具有分隔的功能并缺乏活力。这样的边界也是当下规划师与建筑师们在对城市问题进行思考后希望打破的。而“细胞膜”式的边界不是单纯的开放或封闭，而是一种具有阻力的多孔性的肌理。由商铺和住宅混合而成的城市肌理即是这种“细胞膜”式的边界，既为内部不同的“细胞化”空间划定了领域，也为街道生活做出了贡献，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复合型场所(compound place)。根据桑内特的定义，宋汴梁时期里坊的边界与近代上海石库门住区的边界都是“细胞膜”式的，也都成为城市生活中最活跃的区域。出现在宋汴梁与近代上海的“细胞膜”式边界也恰是凡·艾克所称的“中间态”(the shape of the in-between)。凡·艾克对于活动的关注让其在十次小组(Team 10)的讨论中以“中间态”批判史密森夫妇的“门槛”(threshold)理论，认为城市不同尺度间的交界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具有宽度的连续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是一个尺度叠加下人际交往易于发生的场所，是对现代城市忽略人际交往而遍布“一望无际无名之地”(mile upon mile of nowhere)的抵抗。由此可见，让现代城市缺少活力的原因不是被边界分隔，恰是缺少具有“厚度”的边界在领域之间提供交往发生的“中间态”，即一种“可居”的边界。实际上，通过有“厚度的边界”有目的地塑造空间，应属于建筑师的“看家手艺”之一。在巴黎美院学院派的体系中，建筑学生不断描摹优秀建筑案例的剖碎(poché)，学习将其作为有意识地塑造室内与室外之间关系的载体。对剖碎的描绘是对空间的体验品质进行塑造的过程，体现了清晰的建筑围合感。相较于追求经济与高效的现代建筑空间，形式被建筑师精心塑造的不同空间并不能都严丝合缝地并置，房间的边界也会成为空间并变得有“厚度”。这种“边界空间”既可以被建筑师用作楼梯等辅助功能，也可能被“涂黑”。从密度的角度看，通过边界对信息传递进行有目的地操纵可有效影响密度的感知，建筑师利用“涂黑”空间过滤信息，便可以在城市中创造“闹中取静”的高密度宜居环境。源自巴黎美院学院派教育体系的影响，路易·康自然注意到了边界“厚度”的作用。最能表达康“居于墙中”理念的案例应属艾德曼大厅宿舍(Erdman Hall Dormitory)，这个案例可以体现康对中世纪苏格兰城堡的长期偏爱。康于1961年10月在布瑞安·毛厄学院演讲时曾表达，他希望通过建筑对空间进行有目的地营造，从而寻求让学校变得伟大的特质。多彩的宿舍生活是该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新宿舍除了包含130个卧室外，还需包括餐厅、一个起居大厅、几个小接待室，以及一个带有壁炉的大型吸烟室，以容纳喧闹的活动。该项目也体现康长期思考的将聚会(meeting)与研学(learning)，即群居与独处、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塑造与平衡，而这其中的难点便是如何将每一个空间和房间塑造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而非仅是简单的分隔。康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理论的研讨，打动了在此学习建筑的唐纳利·艾德曼(Donnelley Erdman)。唐纳利推动了其母亲生前的愿望，为母校助力了艾德曼大厅宿舍的建设，从而使康的理念得以实施。康采用了安·婷(Anne Tyng)提出的由宿舍作为墙体环绕着作为公共空间的通高大厅的空间模式，即是康对苏格兰城堡中厚重的墙体进行“偷诗”般的创造。事实上，康也在设计这座建筑期间的1961年曾飞往苏格兰参观城堡，关注了“涂黑”的厚重外墙包裹着各种楼梯，以及各种服务空间(servant space)围绕着中央起居厅的空间模式(图 21)。在艾德曼大厅宿舍中，卧室取代了厚重的墙体，成为为大厅“规训”光线的实体(图22)，居住在其中的学生便“居于墙中”了。而在1962年4月6日将方案正式提交给时任校长麦克布莱德(Katharine McBride)时，康将安·婷置于3个正方形体量之间的卫生间移至3个中央大堂(包括起居大厅、入口、餐厅)的周围，在卧室与大堂间也形成了又一道具有“厚度”的边界(图 23)。这个改动也使康对服务空间的设计，从考虑其经济性转向利用其对空间体验的塑造作用。
▲ 21 路易·康绘制的城堡平面
▲ 22 艾德曼大厅宿舍的起居大厅
▲ 23 艾德曼大厅宿舍三层平面
当下，大面积的玻璃幕墙放弃了对光线的“规训”，让“室内生活”及其孪生的“内心世界”难以寻求到合适的场所。无论是对苏格兰城堡的学习，还是对巴黎美院学院派体系内核的传承，路易·康在其设计中不再将边界仅作为划分内外的一条“抽象的线”，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实体进行塑造，有目的地控制边界两侧的联系。光线、视线和声音都是建筑边界应当“规训”的信息，其作用不仅是针对囚犯或精神病人等特殊人群，也是营造舒适宜居的日常生活环境不可忽视的因素。鉴于罗伯特·文丘里在艾德曼大厅宿舍中的“关键作用”，不难推测他应也受此启发重拾剖碎的概念，将其作为调和特定功能要求下不同形状的房间之间产生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方法。而柯林·罗则跨越了建筑的尺度，提出了城市厚墙(urban poché)的概念，即建筑本身亦可以成为一个边界，成为调和不同城市元素的剖碎。
北鲲园即是城市尺度下通过“涂黑”空间调和城市矛盾性的尝试。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有效地将定义边界与社会边界维持重合，可以在高密度城市空间中为多元化的居民创造各自匹配的宜居环境。但由边界创造的领域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具有渗透性的“多孔”边界可以用来创造“和而不同”。边界两边的信息交互如何进行，是可以通过边界的物质形式进行有目的的操控的，边界本身可以变得“可居”。从这个角度看，边界并非造成分隔，而是促进了聚集，让城市通过高密度的形态为不同社会阶层公平地提供服务。如同罗宾·埃文斯(Robin Evans)描绘的比斯特收容院，由“综合地理学”打造的复杂边界是让不同类型的居民聚集的重要物质基础。
6 结语
现代建筑与城市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逐步忘记了“边界实体”的重要性，从而放弃了对外界信息的“规训”。由北鲲园的实践引发，边界不应只是一段简单的围墙，还可以是一个可坐、可游的“墙院”，进而成为一个可居的边界。当前广泛存在的居住区围墙，也似乎成为城市活力的“头号大敌”而亟待被规划师与建筑师们对其进行瓦解。但寻求领域是人生活的基本需求，盲目对边界进行瓦解，极易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导致社会边界与定义边界的错位，让“异质”进入“细胞”中产生冲突，形成不舒适的密度感受。经由艺术设计创造的边界，并不会造成隔离反而会促进互动。“可居”的边界应是一个具有“规训”能力且具有“厚度”的城市肌理，以在划定明确领域的同时形成一种“可分可合”的空间关系。通过具有厚度的建筑形式创造具有“规训”能力的边界，并在城市高密度环境中创造适应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可分可合”居住区，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居住区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课题。
（正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5年02期，总第673期，更多详细内容请见纸刊。）
原论文链接：建筑学报 | 汪灏 罗慧超 阮昕 | 墙的悖论 —— 建筑边界的“密度” 及其都市价值 | 202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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