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事件

作为一座典型的北方重工业城市，唐山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呈现出单调、沉闷、缺乏特色的城市面貌，这似乎契合了“千城一面”的普遍判断。然而，若回溯其城市生成逻辑，会发现这种表面的同质性背后，蕴含着与其独特历史进程相契合的城市性格。这种性格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断的变迁中通过建筑与城市的互动被持续塑造和表达。2025年3月，李兴钢受邀参加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主办的“‘千城一面’背后的现代中国城市性格”学术研讨会，并于4月底就相关议题接受进一步访谈。作为唐山人，他从个人成长经历与实践经验出发，深入阐释了对唐山城市性格的理解，以“第三空间”项目为例，展示了建筑通过意义感的重建，丰富城市性格的一种途径，并从建筑师视角，对“千城一面”现象的未来进行展望。

1  地震记忆与城市底色的奠定：极速的重建

|刘乃菲| 在我们谈起“千城一面”现象的时候，脑海中似乎浮现的就是高度同质化的城市格局和建筑，是缺乏独特性，甚至有些无聊的城市。如果从城市的面貌层面来看，唐山似乎是这类的典型，作为唐山人，您觉得唐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李兴钢| 严格说起来，我其实是唐山市乐亭县人，成长经历更偏向于北方乡村的生活方式。但唐山我是不陌生的，无论是高中来参加市级的英语比赛，还是去唐山站坐火车，以及后来进入设计院参与的一些在唐山的项目，我与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关联，对它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当然，从城市外在形态来看，唐山的确不够吸引人，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它的城市面貌有其深层的成因与逻辑。唐山的城市性格，正是由这种独特的发展轨迹所塑造的。

|刘乃菲| 地震、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这些标签都是唐山不可磨灭的印记。梳理唐山的城市形态演变，似乎可将其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地震前的“老唐山”，其开端大概是在1878年，当时设立了开平矿务局。煤炭、钢铁、电力、陶瓷等重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工人，城市围绕着矿区、铁路工业基础设施逐渐形成，是一种很典型的以工业为核心自发聚集起来的城市形态（图1）。第二个阶段是1976年大地震之后。地震的破坏是毁灭性的，重建很难一蹴而就，所以随后将近10年，唐山都是临时建筑与新建建筑混杂的状态（图2），是一种应急状态下运行的临时性城市形态。第三个阶段大约是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是“新唐山”的成型期。这一阶段以功能导向、效率优先为规划思路，重点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城市格局趋向整齐、功能分明，同时也带来了建筑风貌的单一与个性缺失。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奠定了唐山今天“均质、理性”的城市底色（图3）。第四阶段就是过去20年，唐山与全国范围内全面且快速的城市化基本同步，除了城市范围的扩张，城市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空间类型，从生态区的修复建设，到有文化意味的公共场所，唐山逐步摆脱“重工业城市”的单一标签，城市面貌正变得更加多元化（图4）。您认为这样的阶段划分符合您对唐山的观察与理解吗？

1 1936 年的唐山大城山及其南麓城区

2 1970 年代震后唐山的简易房与新建楼房

3 1980 年代的唐山凤凰山公园附近鸟瞰

4 2023 年的唐山南湖景区附近鸟瞰

|李兴钢| 从城市形态来讲确实是这样，地震前唐山是一座百年老城，因为地震变成一座“废墟之城”，又经规划重建变成一座“新城”。小时候我对于唐山地震前火车站及小山一带还有些印象，那曾经是唐山有名的繁华区，有很多民国时期留下的建筑，地震后都没有了，确实也很可惜 （图5、6）。老城和“新城”一个有机混乱，一个均质整齐，差别很大。老城因为缺乏规划，在后期其实制约了唐山的发展，“新城”虽有大量缺乏个性表达的建筑，如成片的条式“方盒子”住宅，但确实解决了当时迫切的住房需要，“新城”的各项基础设施也远优于老城。近些年，重建的“新城”也开始变老，各色标志性建筑、特色街区百花齐放，唐山也确实拥有了一些新的气质和面貌。

5 1972 年的唐山火车站

6 1942 年的唐山小山大世界商场

|刘乃菲| 唐山大地震可以说是唐山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除了在城市物质层面的创伤，是否在非物质层面上也留下了更深层次的影响？比如在居民心理、生活方式或者更广泛的城市与建筑设计理念上，是否都持续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

|李兴钢| 这个问题我恐怕只能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角度来回应。地震发生时我还年幼，我当时住在唐山乐亭乡村的民居中，只记得睡得朦朦胧胧中被我母亲从屋里抱出屋外。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随后的余震，大地在我眼前被翻转，那一刻我有种直觉，大自然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人几乎无所遁形。地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大人们一起动手制作用4个木棍支撑的简易棚子，好像回归到一种非常原始的“筑木为巢”的生存状态之中（图7）。这些经历让我对自然有了很强烈的敬畏感。这类对自然的敬畏感也转化成为我整个职业生涯中一些关键的创作理念，但我相信这不只是个体经验，而是很多经历过唐山地震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带有的集体心理印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在这座城市的生活的选择。如唐山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高层住宅项目，除了严苛防灾规范的影响，我相信很大程度上也与这段集体创伤有关。

当然地震带来的不仅是创伤，我觉得也带来了制度和技术上的进步，如我国第一部防震建筑规范就是在地震后诞生的，而唐山的重建也促成了小区居住模式的试验与推广（图8），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

7 1970 年代震后的临时简易棚

8 1978 年建设中的开滦煤矿住宅

|刘乃菲| 回顾唐山的城市发展历程，似乎可用“集体化”与“自上而下”两个关键词概括它的底色。“集体化”首先体现在这座工业城市高度组织化的人口结构上。城市中的居民多是产业工人，工作是集体性的，直接影响了居住形态的集体化，如早在1940年就出现了面向职工的组团式住宅——开滦职工住宅区（图9）。在1976年地震之后的重建中，唐山也是最早大规模采用小区模式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反映出唐山在历史上始终承受着一种外部驱动的力量：从早期煤矿和铁路开发带来的对劳动力的虹吸，到震后由国家统筹的整体重建，这种外部力量几乎主导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但这也让人思考：当“集体化”与“自上而下”的发展逻辑长期占据主导，它是否会限制城市自身的有机生长与多样性表达？唐山是否因此难以摆脱一种沉闷、单调的城市气质？

9 1940 年的开滦职工住宅区

|李兴钢| “集体化”和“自上而下”确实很好地总结了唐山城市发展的背后逻辑。作为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唐山在很长时间内，无论是其产业组织还是居住模式，确实都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和统一性。特别是在1976年地震之后，重建工作完全以一种“集体作战”的方式推进——来自全国各地的设计力量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整体规划，这背后是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动员机制，也是一种效率优先、功能导向的城市建构方式。

这种背景下，唐山城市的空间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功能主义特征，让唐山的城市空间形态缺乏层次，被诟病是个“平行城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城市形态承载的其实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特殊选择——现在被诟病的“大马路”，在震后规划中被认为有利于疏散救灾，可避免重蹈震后救灾车进不去城市的覆辙，而宽阔的楼间距也是在为未来可能的灾难预留疏散空间。

|刘乃菲| 所以也许对于经历过这一历史事件的人来说，当时整齐清晰的城市空间可能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这其实是一种 “集体经验”在城市形态上的投射？

|李兴钢| 是的。也正因如此，我认为“千城一面”这个词有时容易被误解，即把“单调”“无聊”“缺乏特色”等同于“千城一面”，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千城一面”主要是外在形态与内在性格的不一致。而唐山“无聊”的城市形态：单调朴素的建筑、整齐一致的住宅区、笔直宽阔的道路网（图3）……它们或许不够“吸引人”，却沉积着真实的历史和生活。时间在这些看似平庸的城市与建筑空间上留下了痕迹，也赋予了某种温情。

|刘乃菲| 您提到的这种“时间痕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有人真实地在其中生活，即使是最外在形态单调的城市，也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气质？

|李兴钢|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当然应该具有吸引力，让人愿意在这里居住、生活。但我认为，人本身也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会去适应空间，甚至在有限的条件下，主动改造空间，赋予空间新的意义。

|刘乃菲| 那是否可以认为，这种人与环境长期互动、彼此调整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城市性格慢慢生成的过程？

|李兴钢| 是的，特别是对于作为大多数的普通城市而言，性格的塑造不在于在城市里“创造特色”，而是从人出发，营造一个舒适、宜居的环境。只要这个城市能让人安心生活、扎根下来，独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面自然会显现。“千城一面”的危机根源不在于城市外部形态的单调，而在于我们在设计规划城市时，把一些不适合本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建筑和街区形态强行套用到他们的日常中，当城市脱离人的真实生活，就很难形成真正可持续、有温度的“城市性格”。

2  后地震时代城市性格的发展：地标的迭代

|刘乃菲| 唐山在地震之后的发展可以说是迅速而有效的。卓有成效的重建工作不仅帮助城市走出灾难的阴影，也使其在1990年获得了联合国“人居荣誉奖”。对于像唐山这样因资源禀赋而兴起的重工业城市而言，城市的发展始终与工业密切绑定，而在“后工业转型”成为共识的背景下，“转型”几乎是不可回避的命题。唐山在这方面也经历了若干阶段的探索，而建筑作为城市发展目标的重要表征之一，恰好折射出不同时期的城市期待与发展策略。我注意到，您在不同时间节点上，都曾接触过唐山若干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回顾这些实践，您是否可以谈谈，在不同阶段，城市对建筑的定位是否发生了变化？而在您的设计构思过程中，对于“建筑与城市关系”的切入角度是否也有了相应的转变？

|李兴钢| 我在不同阶段都或接触到唐山的一些项目，比较熟悉的第一个项目是唐山百货大楼（图10），虽没有直接参与，但这是我刚毕业进入设计院后我的师傅负责过的项目，所以有仔细学习研究过。唐山百货大楼是唐山重建的标志性重点民生工程。彼时，整个唐山迫切需要重建秩序和信心，这座大楼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运用了大量预制化构件，并在立面使用了唐山本地产的面砖，以呼应“北方瓷都”的城市特质。在空间组织上采用错层式的排布方式，有效提高了空间效率。整体设计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兼顾了速度、成本与一定程度的表达性。但也正因资源有限、时间紧张，项目呈现出的气质略显“拘谨”。当时的唐山需要“重建”，更需要“重振”，百货大楼所承担的，不仅是商业功能，更是一种城市重生的象征性表达。

10 唐山百货大楼

第二个项目是我在1997年主导设计的唐山新华大酒店（图11）。当时唐山已经基本完全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城市开始展现出更强的经济活力与自信，急需一些能够象征“现代化”的新地标。这座酒店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诞生的。在设计上，我们有意识地跳脱当时城市中规整单一的建筑格局，以非对称的梯形体量组合构建视觉张力，使其在城市主干道上成为一个清晰的视觉焦点。建筑高度在当时也是唐山前列，顶层设有城市首个旋转餐厅。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现代化渴望”的表达，展现出试图拥抱现代都市形象的努力。

11 唐山新华大酒店

第三个项目则是2015年落成的“第三空间”综合体（图12、13）。这一项目的设计委托大约始于2010年前后，正值国内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大量商品住宅项目在唐山集中开发。而由于当地容积率和规划强度的相关规定，住宅产品类型相对单一，几乎没有高端低密度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开发商找到我，期望我可以在城市中心区一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上设计一座具有标志性的新型居住产品。

12 唐山“第三空间”综合体东侧半鸟瞰

13 唐山“第三空间”综合体总平面

这个项目的灵感部分来源于勒·柯布西耶的“别墅大厦”（Immeuble-villa，图14）概念。我试图构想一座城市中的“山林聚落”，让居住空间在高密度城市语境下也能保有某种精神性与场所感。令人感慨的是，当时唐山市规划部门对于该项目展现出了非常难得的开放态度和制度弹性——以今天越来越严格的规范来看，这样的项目恐怕很难实现落地。

14 柯布西耶别墅大厦图纸

与新华大酒店一样，“第三空间”也被赋予一定的地标期待，但在设计思考过程中，除了关注其外在的“地标性”,也尝试在文化内涵层面上融合我对传统聚落、理想生活方式，甚至对“唐山气质”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对唐山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城市与建筑走向模板化的一种抵抗，也是对居住建筑找回意义感的一种尝试。

所以，回头看这3个项目，实际上也是3种不同语境下城市对建筑角色期待的体现——从功能性的重建秩序，到象征性的城市形象表达，再到文化性与生活性的回应，而这背后也折射出唐山这座城市性格动态发展的过程。

3  城市聚居模式的多元化探索：意义的植入

|刘乃菲|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模式化、批量复制的功能性集合住宅，被认为是导致“千城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唐山在地震后的10年间大规模兴建的住宅区，正是最早体现出这种功能至上、设计单一所带来的城市形态贫乏的典型案例之一。您曾提到，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居住意义感”的缺失。那么在“第三空间”这个项目中，您是如何试图通过设计去唤回住宅本应承载的文化性与日常生活的丰富性，重建居住空间的意义感的呢？

|李兴钢| 我一直着迷于中国传统人居环境中“聚落”与“园林”这样的空间概念。聚落是建筑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产物，而园林则是在建筑与景观的交互中营造出的有独特诗意的场所。我始终认为，中国人对“家”的想象从来不只是物理功能的实现，它同时也是一种情感寄托与文化意象的容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希望借助“第三空间”项目，将传统人居环境中那些富有意味的空间原型转化、植入到高密度城市语境之中。

方案构思中，我把整栋建筑构想为一个“垂直聚落”，它由一个个体量各异的“小房子”组成，作为“家”这一意向的隐喻，这些“小房子”在形态上错落交织，形成一个既有独立性又有联系感的三维聚落体系（图15~17）。而在功能上这些“小房子”实际上是坡屋顶造型的阳台，为每一户提供了丰富的室外空间，承担传统北方住宅中“院子”的功能，也是中国传统人居空间室内外有机结合的体现（图18、19）。此外，坡屋顶形式的阳台外框也形成一种园林中“景框”的作用，借由这些由唐山本地生产的彩色瓷片铺设的“视窗”，将原本平淡甚至略显沉闷的城市景观重新组织、激活，使其成为居住者日常视野中的风景（图20）。

15“第三空间”设计草图

16“住宅单元”室内空间概念草图

17 单元叠拼模型

18 南楼八层平面

19 剖面

20“第三空间”的景观“视窗”

（上：从北楼悬挑亭台望向南楼 ；下：从悬挑亭台望出东侧住宅区）

在建筑的内部空间组织上，我采用了垂直方向的立体化构成方式，通过错层布局形成多个标高差，增强空间的适应性与可变性。这样的构造允许居住者根据自身生活需求自主调整和定义空间使用方式，从而形成高度个性化的居住体验。

整体来说，在“第三空间”中，居住空间的意义感一方面通过外部空间的丰富连接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则通过内部空间的开放性与可塑性获得强化（图21~23）。而这些，我认为正是当下商品住宅开发中普遍缺失的部分。

21 从第三空间顶层俯瞰建设北路西侧住宅区

22 立面局部夜景

23 西北街景

|刘乃菲| 近年来，唐山逐渐成为部分游客的新目的地，重工业城市的转型似乎初见成效。“第三空间”也被列为城市的打卡地标之一，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特定的拍照角度，在数字图像的传播中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景观”。不过，公众的关注似乎更多集中在其外部形态的独特性上，您在设计中对居住模式的思考、对城市深层结构的回应，似乎未被广泛察觉。这种图像化传播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建筑应有的空间意义，助长了城市建设表面化、形象化的倾向？

|李兴钢| 被关注当然是件好事。像唐山这样一个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城市，长期缺乏具有文化记忆或视觉识别度的空间。“第三空间”能够成为人们口中的“打卡地”，说明它确实为唐山整体沉闷、单调的城市面貌提供了一个亮点。现在倾向于把“千城一面”更多地归咎于城市规划层面的问题，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以数据、功能为导向的规划奠定了城市形态的基本面貌，但我觉得建筑师还是有能力去做一些有特色的作品在局部为城市带来一些亮点，这些局部的“亮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丰富城市的形象，参与城市气质的转型。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图像化传播所带来的某种误读。比如社交媒体上“第三空间”的照片，往往把色彩饱和度调得很高，我自己其实并不喜欢，觉得那种梦幻感与我想要营造的“城市山林”氛围并不一致。更重要的是，这些色彩并不是我设计的重点。所以我确实有些担忧——当甲方或者设计师都只围绕视觉形象展开讨论时，建筑便有可能陷入“只有视觉价值”的危机。建筑如果无法被真实感知，无法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建立联系，那么它也就丧失了在更深层次上参与城市性格塑造的能力。

|刘乃菲| “第三空间”其实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个项目过于“特立独行”，与唐山这座以工业为基底的城市气质格格不入，甚至让周围居民觉得它有些“奇怪”。您如何看待这种张力？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跳脱”还是“融入”？

|李兴钢| 的确，这种张力是始终存在的。我也完全理解部分居民对“第三空间”的质疑，甚至会觉得它“不像唐山”。但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城市不应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美学或一种表达方式。真正有活力的城市，恰恰是在多元表达的不断叠加中，形成自身独特而丰富的“性格”。在“第三空间”建设的同时期，唐山还利用采矿塌陷区修建了南湖生态绿区，一个因工业而生的城市也拥有了非常生态自然的一面。以上种种都推动了唐山从重工业城市的标签中逐渐解放，这也说明城市的气质不是静态的，它是可以改变的，是允许再定义的。

|刘乃菲| 这让我想到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对城市内涵的定义：“市镇绝非一个生理自然现象，而是一件工艺品。此工艺品属于奇怪一类，由意志与随机元素组合而成，从来无法完全受控于人。如果城市与生理学有任何关联的话，它更像是一个梦”¹⁾。我们无法完全预测城市的走向，但我们每一个创作者（可以理解为里克沃特所说的“意志”），都可以在有限的维度中做出回应，为未来的城市增加一种可能性。

|李兴钢| 是的，我认为只要一个城市能够包容多样的创作方法，它就有可能跳出“千城一面”的既有框架，生成属于自己的文化层次。我觉得唐山 “第三空间”综合体其实就是城市漫长发展过程中一个局部，一个片段，一种可能的尝试。

4  “千城一面”的未来:建筑师角色的转变

|刘乃菲| 唐山这座曾因地震几乎被夷为平地、又在极短时间内实现整体重建的城市，一度陷入高度功能化、标准化的空间格局。但今天的唐山，已经在逐步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某种程度上正在形成它独特的城市气质。这是否侧面说明当下快速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全国范围内“千城一面”并不是不可逆的宿命，它更多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过渡性表征？您如何看待“千城一面”的未来？

|李兴钢| 对于“千城一面”这个问题，我倾向于保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未来，城市建设要慢下来，给予城市更多自我消化与沉淀的时间，容纳真实生活的发生；同时，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建筑设计，都要重新建立起对历史的认知，找到与“过去”的连接方式。其实后者也是我在实践中一直尝试的路径——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园林”“聚落”以及“诗意空间”的理解，重新带回当代城市语境之中，让“过去”与“当下”在真实的空间关系中对话。

|刘乃菲| 您提到的“慢下来”“重新连接历史”，也让我思考起今天建筑师的角色。在过去高速开发、大拆大建的时代，建筑设计大多只关注整体的外在形象和普遍性的功能，缺乏在细节层面对微观个体生活的回应，也因此助长了“千城一面”这种城市视觉和体验上的趋同。而在今天，行业整体处于低谷期，建筑师面临很多现实压力，如缺乏工作机会。但我也看到，这其实是一个重新定义建筑师角色的契机。与其说是“没有机会”，不如说是机会发生了转变——从大项目转向微尺度，从形态功能导向转向日常生活导向。城市中大量被忽视的日常空间仍亟待被修复与激活，这对建筑师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成为更敏锐的观察者、倾听者与介入者。未来的建筑实践也许不再以“形”取胜，而是在真实生活的肌理中进行更细致的回应和优化。

|李兴钢| 完全同意。我一直认为，建筑师的实践应该更接近“人类学建筑”而非“形式学建筑”，建筑师的角色也更像一个社会研究者，而非抽象美学的制作者。我相信，唯有当建筑师放下自我表达的冲动，以更谦逊的姿态去理解人的生活图景，建筑才能重新成为社会与文化的“容器”。届时，城市性格将不再是被“设计出来”的视觉形象，而是“生活生成”的共同体识别。

注释

1)原文见RYKWERT Joseph. The Idea of a Town: The Anthropology of Urban Form in Rome, Italy, and the Ancient World[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But the town is not really like a natural phenomenon. It is an artefact—an artefact of a curious kind, compounded of willed and random elements, imperfectly controlled. If it is related to physiology at all, it is more like a dream than anything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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