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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快讯 | 城乡融合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居空间变迁过程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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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地理科学进展》2023年9月第42卷 第9期 ▶▷

游猎，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导

受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5190835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A085)资助。

摘要：

人口变化与用地增减的关系问题，是区域城乡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城乡人地关系协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要求。论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运用人居空间变迁模型分析和比较了1997年以来苏浙沪皖三省一市，以及长三角地区市、县、镇、乡、村5级行政单元人口变化与用地增减过程及特征。结果表明：①分省来看，苏浙皖三省整体呈现出城镇膨胀、蔓延与乡村萎缩、收缩互补态势；苏皖人地数量变化比沪浙更为协调，变迁强度更弱且更具稳定性。②分级来看，乡村地区人地数量变化一致性最弱，表现出明显的人口用地弹性，且异动明显；而市县镇变迁较为稳定。结论指出：人口要素虽然总体表现为乡村向城市逐级流动，但上海、浙江已经显示出人口的城乡双向流动；而用地要素则表现为乡村向城镇的单向流动；后者从要素间关系角度反映了“地随人走”的趋势。研究通过识别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居空间变迁过程及特征，有助于判断当前城乡融合的发展形势，并可为制定相关政策和评价标准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乡融合；人地关系；城乡关系；人居空间变迁模型；长三角地区

城乡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长期以来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总病根[1]。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在此背景下，识别和评价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发展脉络和当前情状[2]，对于认识城乡融合变得尤为重要。

既有研究对于城乡融合测评的基本思路是从经济、人口、空间、社会、环境等不同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城乡差异对比[3-5]。前期主要是采用空间面板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法、熵权法等进行静态分析[6-7]。近年来随着“流空间”理论的推广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开始采用夜间灯光数据、POI数据等，运用引力模型、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耦合协调度和二分K均值聚类算法进行动态分析[8-12]。从多维度指标体系入手识别城乡融合固然有其全面性，但容易模糊问题重点；而研究方法上计量分析的日益浓厚可能会导致政策转化的门槛偏高[13]。

本文聚焦城乡融合诸多要素中极为重要的人口和用地两个要素，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采用人居空间变迁模型，以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居空间变迁为例，在要素流动层面为城乡融合提供分析框架。该模型是基于刘彦随、龙花楼团队2010年前后空心村和农村居民点变化相关研究，通过聚焦农村常住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两项指标，采用变化率的技术处理，消除人口和用地量纲差异，建立起统一的分析框架[14-18]。赵民等[19]在研究农村精明收缩时，将该模型进行了初步修正并定性地提出人居空间变迁模型。在此基础上，游猎等[20-21]将模型进一步实现了量化分析，后续李红波等[22]在市域层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取得良好效果。

人居空间是人居环境的子概念。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指与乡村、集镇、城市等所有人类居住形式相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等的有机结合，分为生态绿地系统和人工建筑系统两大部分[23]。本文所研究的人居空间，特指人类聚居活动的人化空间环境，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基础设施等已开发空间，不包括未开发的自然环境。人居空间中的“人居”，包括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及暂住人口等内涵，也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等属性；以及人的各种活动，主要又分为生产劳动、生活活动两部分。“空间”则是前述“人”及“人的各种活动”的载体。人居空间变迁主要研究人居活动与人化空间的互动关系。在本文中，针对“人居”和“空间”分别采用人口数量和城乡用地面积分别抽象概括各自内涵。

人居空间变迁模型是在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关系模型[17]基础上改进而来的。通过将包括用地、房屋面积等在内，并以用地面积概括表征的“空间”变化率(Rs)，与包括人口数量、经济活动强度等在内，并以人口数量概括表征的“人居”变化率(Ra)放置在同一坐标系中，以此获得人居空间变迁状态的一种认知模型[20-21]。如图1所示，坐标系上的点(Ra，Rs)代表人居空间在一个单位观察期内的变迁状态。

​图1  人居空间变迁模型

Fig.1  Transition model of huma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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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时间段t内，人居变化率Rat的计算式为：

任意时间段t内，空间变化率Rst的计算式为：

式中：Qat、 Qa0分别为考察期t期末和期初的人口数量；Qst、Qs0分别为考察期t期末和期初的用地面积。

该模型的特色与创新主要体现为：一是将原模型中4象限8阶段的划分改进为4象限6阶段；二是对模型中的6阶段以命名的方式进行了定性确认，明确提出膨胀、蔓延、稀释、萎缩、收缩、紧缩6种人居空间变迁状态；三是提出了具体的模型数据使用方法，使模型表现效果更加清晰。模型中人居空间变迁点的象限分布、指标关系、所对应的变迁状态及其物理意义如图1、图2所示。特别地，该模型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将人口和用地两大要素量，通过变化率的技术处理统一在一个模型中，为分析城乡人口和用地要素流动提供了分析框架。

​图2  人居空间变迁模型图解

Fig.2  Explaining of transition model of human settlements

研究的空间范围为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基于以上模型和方法，本文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横向比较城镇和农村地区人居空间变迁特征差异，从三省一市及长三角整体依次展开，完成各自研究范围内人口和用地要素变迁的城乡双轨图。其次，纵向比较市、县、镇、乡、村5级区域人居空间变迁特征差异。根据统计年鉴指标含义，前述市区、县城、镇区、乡政府所在地，反映城镇化地区；村域反映4级区域之外的农村地区。特别地，虽然在“三调”以及实际规划编制中，乡并不被认定为城镇化地区；但考虑在现实中，乡政府所在地一般均有较完整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并且统计年鉴中专门列有乡本级人口用地数据，因此本文中乡政府所在地(乡本级)也被视为城镇化地区。再次，在横向分省、纵向分级进行城乡人居空间变迁特征基础上，归纳总结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居空间变迁特征，最后提出针对规划的政策建议。

数据方面，本文使用常住人口数量和用地面积分别表征“人居”和“空间”量的关系。根据可获得数据来源的最早年限，城市、县、镇、乡、村庄人口数量和用地面积数据选自2006—2020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并从1996—2006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补充城镇人口数量和用地面积数据。本文将统计年鉴中的城区人口和暂住人口相加视作城区常住人口，将村庄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相加视作村庄常住人口。对于用地面积，城镇地区采用“建成区面积”指标，村庄地区采用“村庄现状用地面积”指标。由于人居空间变迁模型是通过人口和用地“变化率”来考察人地关系，因此，在保证统计口径一致的前提下，统计指标表征人口和用地的程度在本文中可被接受。

3.1长三角地区分省城乡人居空间变迁过程

将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代入模型进行计算，得到长三角地区苏浙沪皖三省一市1997年以来城镇地区以及2008年以来乡村地区人居空间变迁过程模拟结果如图3、表1所示。

1997年以来，上海市城镇人居空间变迁总体呈膨胀、蔓延、紧缩3个阶段演进的态势(图3a、表1)。2008年以来，上海市乡村人居空间变迁表现出由蔓延向收缩、紧缩演进的趋势。两相对比可以看出，2008年以来上海市城乡人居空间变迁总体趋势较为一致，并表现出由蔓延向收缩、紧缩演进的态势。

1997年以来，江苏省城镇人居空间变迁总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并呈由蔓延向膨胀演进的态势(图3b、表1)。而2008年以来，江苏省乡村人居空间变迁以萎缩为主，同时各有两个年份分别呈收缩、紧缩状态，这与江苏省城镇地区形成人口和空间的强互补关系。另外，从双轨图还可看出，城镇地区人居空间变迁点明显比乡村变迁点偏离坐标系原点程度更大，反映出城镇地区人居空间变迁强度比乡村地区更加剧烈。

1997年以来，浙江省城镇人居空间变迁总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图3c、表1)。其中1997—2005年以蔓延为主；2006—2012年变化较为剧烈，7个年份呈现出膨胀、稀释、蔓延均匀交替的状态；2013年以来总体以紧缩为主。2008年以来，浙江省乡村人居空间变迁呈蔓延、稀释向收缩、萎缩、紧缩演进的态势。对比而言，2008年以来浙江省城镇和乡村人居空间变迁总体呈弱互补趋势。

1997年以来，安徽省城镇人居空间变迁大致呈蔓延、膨胀、紧缩的演进态势(图3d、表1)。而2008年以来，安徽省乡村人居空间变迁可以分为2015年及以前剧烈变化阶段，包含蔓延、稀释、膨胀、收缩、萎缩5种状态交替出现；和 2016 年及以后开始萎缩、收缩。由此对比，2015年及以前安徽省城乡人居空间变迁趋势较为接近，2016年以来呈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同时，相较江浙沪而言，安徽省城乡人居空间变迁点均更贴近45°线，反映出其人地关系更优。

​注：模型中由于部分点超出坐标轴范围，因此图中没有全部表示出来；但在表中因为是反映状态属性，故仍旧保留并呈现。图4同。

图3  199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居空间变迁双轨图

Fig.3  Double-track map of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ransition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ince 1997

表1 199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居空间变迁状态

Tab.1  Status of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ransition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i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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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长三角地区分级城乡人居空间变迁过程

2007年以来，长三角市区城镇人居空间变迁以蔓延为主且较为稳定，反映出市区城镇人增地更增的“双增”发展态势(图4a、表2)，且近年来还有人口增长加速的膨胀趋势。从轨迹图中可以看出，市区城镇人居空间变迁点总体靠近45°线一侧，反映出人地关系变化的一致性。此外，变迁点分布相较县、镇、乡三级更为集中，表明市区城镇人居空间变迁强度较为稳定。

与市区城镇人居空间变迁类似，2007年以来，长三角县城城镇人居空间变迁也以蔓延为主，呈人口用地“双增”态势；但2018年以后，县城城镇地区出现人口减少的萎缩和稀释现象(图4b、表2)。从轨迹图看，县城人居空间变迁点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平行45°线的特征，反映出县城地区人地关系变化较强的同步性。从轨迹图还可看出，县城人居空间变迁点表现出逐渐向坐标系原点靠近的趋势，这反映出该范围内人居空间变迁强度的逐渐减弱。

2012年以前，长三角镇区城镇人居空间变迁以人增地更增的蔓延状态为主，2013年及以后在保持人口增加的同时开始出现用地的减少，紧缩、膨胀、蔓延交替出现(图4c、表2)。从轨迹图看，虽然镇区人居空间变迁点也较为靠近45°线，但相比市、县、乡，镇区点分布更靠近y轴。与县城类似，镇区人居空间变迁点也有靠近原点的变化趋势，反映出镇区人居空间变迁强度的渐弱态势。

与市、县、镇城镇人居空间变迁明显不同的是，2008年以来的14年中，乡域城镇人居空间变迁有一半时间呈人口用地“双减”的收缩、萎缩状态，另有两年呈人减地增的稀释状态，总计人口减少年份占2/3以上(图4d、表2)。从发展趋势来看，尽管还有人地“双增”的膨胀、蔓延状态各两年，但是总体表现出向收缩、萎缩演进的态势。此外，各年份变迁点总体平行分布在45°线两侧，反映出乡域城镇化地区人地关系变化一致性强。

上述4个城镇化地区之外为农村地区，也即是广义上的村域农村范围。2008年以来，长三角乡村人居空间变迁除前期短暂几年以蔓延、稀释为主，后期近10年呈收缩、紧缩、萎缩状态，具有较强的人口用地“双减”趋势特征(图4e、表2)。这也反映出2008年以后，长三角城乡人居空间变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此外，从双轨图中还可看出，长三角乡村人居空间变迁具有显著的空间人口弹性，也即较小的人口数量变动对应着极大的空间变化。

​图4  长三角地区分五级城乡人居空间变迁轨迹图

Fig.4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ransition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ith 5 levels 2007

表2  长三角地区分五级城乡人居空间变迁状态

Tab.2  Status of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ransition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ith 5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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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长三角地区分省和分级城乡人居空间变迁特征比较

人居空间变迁模型除了根据人口和用地量的相互变化关系可以划分6种状态，还可以根据变迁点与模型中45°线的关系以及靠近原点距离对变迁状态进行评价。在人地关系协调的价值导向下，模型认为变迁点越靠近45°线，意味着人口和用地要素变化越同步进而更具协调性；反之，距离45°线距离越远，意味着人地关系越存在失调的可能。变迁点与坐标系原点距离远近则反映人居空间变迁强度，距离越远，人居空间变迁无论是人口流动还是用地增减越强烈；反之，越微弱。据此，针对前述长三角地区人居空间变迁过程分析，可以在人地关系协调的价值导向下进行特征对比和总结。

从横向分省看，2007年以来上海市与苏浙皖三省有较大差别(表3)。前者城乡人居空间变迁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反映为从膨胀、蔓延向收缩、紧缩状态演进。江浙皖三省则出现了城乡分化，表现为城镇人居空间变迁总体态势由蔓延走向膨胀，乡村由蔓延转向紧缩、收缩或萎缩发展。

从变迁点与45°线平行关系判断人地数量变化关系，江苏省乡村和安徽省城镇、乡村人地关系较为一致，其余省市人地数量变化关系一致性较弱。

从变迁点与原点距离判断变迁强度，可以发现，除上海、浙江城乡人居空间变迁点分布离原点较远，反映出变迁强度较强外，其余省市人居空间变迁强度较弱。

从变迁点分布离散程度判断变迁稳定性，可见，除江苏省城镇、乡村和安徽省城镇、乡村分布较为集中，变迁较为稳定外，其余省市人居空间变迁较为剧烈。

就长三角三省一市城乡整体而言，除前述城镇和乡村人居空间变迁呈现较强的互补性外，城乡变迁点还具有与45°线平行关系较弱，反映出人地数量变化关系一致性弱的特点。变迁点距离原点距离整体呈现由远及近的趋势，反映变迁强度逐渐减弱。变迁点分布离散程度逐渐变小，反映出长三角整体城乡人居空间变迁趋向稳定。

3.3.1长三角地区分省城乡人居空间的变迁特征比较

表3 长三角地区分省城乡人居空间变迁比较

Tab.3  Comparisons of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ransition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ince 1997

​从纵向分级看(表4)，200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居空间变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二元化倾向。一是以市县镇为一极，表现为城镇人居空间以蔓延态势为主体；其中又分为市区膨胀和县城萎缩、稀释两个趋势方向。二是以乡域城镇和村域农村人居空间变迁的收缩、萎缩为另一极。

从5级行政区域人居空间变迁点与45°线平行关系来看，乡域城镇人居空间变迁点与45°线最为平行，反映其人地数量变化关系最一致。市县城镇范围人地关系较为一致，镇村范围人地数量变化关系一致性弱。

比较变迁点与坐标原点距离，除市区城镇人居空间变迁点保持较为集中的分布态势，其余乡镇乡村都呈由远而近向原点靠拢趋势。这反映出前者持续保持较强的人居空间变迁强度，而后者逐渐减弱的特征。

从变迁点分布离散程度看，市乡镇三级范围较小而乡村两级范围较大。这反映出前者人居空间变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后者较不稳定。

表4 长三角地区分五级城乡人居空间变迁比较

Tab.4  Comparisons of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ransition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ith 5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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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结论

本文以人口和用地的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运用人居空间变迁模型，就长三角三省一市横向分省，以及市县镇乡村纵向分级，分别进行人居空间变迁过程和特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 就横向分省而言，从变迁性质来看，除上海外，江浙皖三省整体呈现出城镇膨胀、蔓延与乡村萎缩、收缩互补态势。此外，江苏、安徽人地数量变化比上海、浙江更为协调，人居空间变迁强度更弱，变迁更具稳定性。

(2) 就纵向分级而言，从变迁性质看，表现出市县镇为一极，以蔓延态势为主，但后期又分化出市区膨胀，县城萎缩、稀释以及镇区多向发展3个趋向；以及乡村整体收缩、萎缩为另一极。从人地协调角度看，乡村地区人地数量变化一致性最弱，表现出明显的人口用地弹性。从变迁强度看，除市区城镇变迁一直保持较高强度外，其余县镇乡村都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从稳定性角度看，乡、村两级异动明显，且有增大的趋势，而市县镇变迁则较为稳定。

4.2讨论

人居空间变迁模型的核心在于通过人口和用地变化率的技术处理，将人地关系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中，并且派生出6种变迁属性，以及变迁协调性、强度、稳定性等指标，丰富了人地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理论意义。

借助人居空间变迁模型，可从要素流动视角为识别和评价城乡融合提供分析框架，具有现实意义。就要素内部的城乡流动而言，单看模型中点的横坐标，人口要素在江苏、安徽两地表现出从乡村向城镇流动的态势，而上海、浙江已经出现城乡的双向流动；反映在长三角整体，则表现为人口要素流动明显的层级向上趋势。单看模型中点的纵坐标，用地要素无论分省还是分级，都表现出从乡村向城镇流动的特征，这为在中国城市用地指标投放和农村土地归并的制度背景下，理解土地的移动性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地，结合模型横纵坐标看点的分布，还为要素间流动提供了分析框架：无论从协调性、变迁强度还是稳定性，研究结论所反映出的“地随人走”这一趋势，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渐显化。

从驱动因素来看，上述变化可认为是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人口变迁侧，其影响因素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逐年递减，以及中央限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导向；后者抑制了上海人口的持续增长，并导致长三角区域内部人口的回流。在空间变迁侧，主要是城市房地产业在数量上得到充分发展后，城市土地出让数量减少；以及在严格耕地保护条件下，农村建设用地供应收紧；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各省市总规对建设用地在未来15~20年的严格控制。此外，还有对人口以及用地的综合作用因素，例如双循环背景下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产业转移，带来用地和人口在三省一市以及城乡分布的变化。

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今后一段时期城乡融合在人口和用地要素流动层面提出价值导向。在人口要素流动层面，虽然目前总体表现为乡村向城市逐级流动，但上海、浙江显示出的人口城乡双向流动为城乡融合的现实性提供了支撑。在用地要素流动层面，应坚持用地总量的控制，尤其在中国人口总量出现拐点的背景下，城镇用地的投放和乡村闲置用地的清退应继续坚持，并和人口变化方向保持一致。就人口和用地要素间关系而言，按照人地关系协调的理论，较小强度和较稳定的人居空间变迁应是合理发展方向。

引用格式：游猎, 刘国玲, 陈睿山. 城乡融合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居空间变迁过程及特征[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9): 1745-1754. [You Lie, Liu Guoling, Chen Ruisha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tial transi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9): 1745-1754. ]

DOI: 10.18306/dlkxjz.2023.09.007

参考文献：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tial transi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YOU Lie, LIU Guoling, CHEN Ruishan*

(School of Desig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changes and land use chang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regional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urban- rural population- land relationship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used the spatial transition model of human settlement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proces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changes and land use changes in Shanghai Municipality and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s since 1997, as well as in the five levels of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city, county, town, township, and village in the region. The results have two aspects: 1)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overall trend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lementary trends of urban expansion/sprawl and rural shrinkage/contraction. Compared with Shanghai and Zhejiang, the population and land changes in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are more coordinated, and the intensity is weaker and more stable. 2)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the consistency of population- land changes is the weakest in rural areas, showing a significant population elasticity of land, and the changes are obvious; and the transition in cities, counties, and towns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although the overall trend of population changes showed a gradual flow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Shanghai and Zhejiang have already shown a two-way flow of pop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land use changes showed a one- way flow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reflecting the trend of "land following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Keywords: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urban- rural linkages; spatial transition model of human settlements; Yangtze River De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