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4-6 09:23

术快讯 | 黄印武 柯纯建:当建筑成为一种环境 

——榆林窟管理与生活用房的设计实践


原载于《建筑学报》2022年03期


作     者:

黄印武 HUANG Yinwu1

柯纯建 KE Chunjian 2 3(通讯作者)


作者单位:

1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上海,200240)

2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汕头,515063)

3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

榆林窟作为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遗产本体具有突出的价值,遗产环境的真实性也是遗产价值的重要体现。榆林窟管理与生活用房分布在榆林窟的遗产环境中,既要满足保护管理的功能需求,又不能损害遗产环境的真实性,对建筑师提出了三重挑战。建筑设计以遗产保护的实践原则为指导,通过视线、流线和轴线三种策略,将建筑转化为遗产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克服了建造过程中来自于场地和施工团队的局限,最终达成了设计的初衷,强化了遗产环境的真实性表达。


关键词

关键词:榆林窟、建筑设计、遗产保护、遗产环境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unhuang Grottoes, the Yulin Grottoes not only have outstanding value in the heritage itself, but als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eritage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exhibition of the heritage valu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ormitory buildings of Yulin Grottoes locate in the heritage environment of Yulin Grottoes, which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do not break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eritage environment, to achieve which architects have to face three challenges. Following the practical principle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transforms the buildings into an organic part of the heritage environment through three strategies of sight, circulation and axis, and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ite and the construction tea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final output reach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design, with an effect of enhancement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eritage environment.


KEY WORDS

Yulin Grottoes, architectural design, heritage conservation, heritage environment


背景

榆林窟与莫高窟都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组成部分,榆林窟因其地处偏远而一直未得到广泛的关注。榆林窟始建年代与莫高窟相仿,现存东西两崖共43个石窟,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莫高窟相比,但在壁画的内容题材、精美程度和保存状态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以西夏时期的壁画闻名。


榆林窟所在的榆林河谷是榆林河水流经年冲刷戈壁而成,崖壁陡峭高耸,高差达20余米。从戈壁上远看之时,只有一条窄窄的细缝,只有靠近之时才会惊叹于这里竟然有一片深藏不露的葱郁之地(图1、2)。荒漠绿洲的环境别有意趣,不仅赋予了洞窟主题更多的想象空间,也成为了榆林窟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图1 榆林窟游客入口处鸟瞰

图2 榆林窟的地貌环境

1986年成立榆林窟文物保管所以后,为了满足保护管理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陆续在窟区建设了一些必要的功能性用房,虽然建设活动没有触及文物的本体,但在空间逼仄的窟区内,见缝插针的选址只考虑了建设和使用的便利。榆林窟2000年正式对外开放后,这些未经仔细规划的建筑对窟区整体风貌的扰动就显得非常的突出了(图3)。2014年编制的《榆林窟文物保护规划》明确要求拆除这些不利于遗产环境真实性表现的后期建筑,并在远离洞窟的区域另行择址新建保护管理用房。

图3 拆除前的窟区3层职工宿舍楼


挑战

根据《榆林窟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新建设的建筑被分为三个,分别为接待中心、管理用房和生活用房,根据具体功能被安排在窟区的不同位置(图4),三个建筑总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保护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具体要求摘录如下:

图4 榆林窟保护规划总平面图


第96条 游客服务中心

-选址:榆林窟北侧坡上,停车场附近

-面积:200平方米

-功能:售票、购物、警卫、厕所

-要求:不影响文物安全、不影响窟区主要洞窟景观、随地形设计,崖顶以上的建筑部分不得超过1层,高度不得超过3米,风格、色彩与环境协调。

 

第110条 管理用房

-选址:现三层楼北侧

-面积:300平方米

-要求:不影响文物安全、不影响窟区主要洞窟景观、不超过2层,高度不超过7米,风格、色彩与环境协调。

 

第111条 生活用房

-选址:南侧公路坡下

-面积:600平方米

-要求:不影响文物安全、不影响窟区主要洞窟景观、不超过2层,高度不超过7米,风格、色彩与环境协调。1


从建筑功能来说这个设计并不复杂,但是一旦与遗产环境联系起来,设计的重心就发生了变化。“不影响文物安全、不影响窟区主要洞窟景观”,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要求,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可能会形成非常不同的判断。建筑师的态度和立场于是成为了第一个层次的挑战。


在遗产环境中做设计,建筑与遗产的关系体现了建筑师的态度,而对遗产价值的认知和回应则决定了设计的立场。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角度,不存在标准答案。遗产价值的多样性正是由人的多样性所决定,建筑师作为多样性其中的一个个体,如何回应和满足多样性中其他个体的需要,于是变得非常的至关重要。建筑师作为主导者,不能只是凭一己好恶决定取舍,为形形色色价值观的人保持各自的视角才是职责所在。


建筑师的设计策略是第二个层次的挑战。对于遗产环境而言,任何增加的内容都必然会改变环境的状态。所以,如何改变以及预判改变所造成的影响才是设计不能回避的问题。保护规划将新建建筑化整为零的策略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建筑体量对环境的影响,但是对于建筑设计而言,与环境的关系则由一种变成了三种,需要应对的情况更加复杂。新建筑的形象如何与遗产环境建立联系,如何不干扰遗产环境的真实性表达,都是设计策略需要面对的。


新建筑是否能够对遗产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是对建筑师第三个层次的挑战。对于遗产环境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对遗产环境真实性全面解读基础上实现一种持续性发展,通过新建筑的建设进一步强化环境的真实性。


不论是哪一个层次的挑战,其实都是对建筑师观念的考察和诘问。这个诘问的核心在于:建筑与环境,谁是真正的主角?


原则


如果没有特定语境的限定,相对环境而言,建筑当仁不让的成为主角。而在遗产环境的语境下,改变受到严格地限制,是因为对建筑功能的需求决定了建筑的存在,建筑本身则成为了遗产环境的一部分。从更加严谨的角度来讲,遗产环境也并非主角。真正的主角是遗产本体,遗产本体的价值决定了遗产环境真实性的重要性。在这个逻辑中,新建筑是服务于遗产环境真实性的,间接地服务于遗产本体的真实性。所以,新建筑的设计其实是遗产保护的一种延伸。


在这个话语体系中,建筑除了提供必要的功能,完全没有自主性。遗产和遗产环境的真实性都与遗产价值的表达密切相关,而价值多样性的保护是遗产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价值的多样性来自于价值观的多样性,同样的遗产和遗产环境对于不同的个体都有不同的价值,如果用单一的价值观去替代或者统领其他价值观,就会损害遗产的价值多样性。由此不难看出,建筑本身自主的表达极有可能损害遗产价值的多样性。“只有在不歪曲或掩盖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不削弱遗产地的诠释和鉴赏的前提下,新建筑(如在遗产地中增建)方可接受。”2同时,“新建筑应当容易被识别。”3


在遗产保护中有一个基本的实践原则:最大保留,最小干预。这个原则的优点在于无论是谁来最后的决定,遗产价值的多样性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持。这对于建筑设计也同样适用。被分作三处的建筑基本遵循了保护规划的要求,在具体的设计中充分体现了遗产保护的原则,通过视线、流线和轴线三种策略来完成作为遗产环境一种组成部分的建筑设计。


视线


全新建造的建筑,不可能完全从视线中消失,但是让建筑在特定的视角下消失却并非难事。为了尽可能的降低参观者对建筑的感知,在主要视角的消解建筑形体成为了设计最直接,也是最核心的策略。


接待中心位于崖顶,但是除了一条深切的缝隙之外,在崖顶并不能看见建筑(图5)。接待中心的建筑体量被设计定义为崖顶边缘的延伸,建筑的屋顶通过覆土与崖顶全然混为一体。在崖顶这个最主要的视角,接待中心的外形不复存在。顺着崖顶的裂缝向下,便进入了建筑的内部,建筑外部的形象不再重要。接待中心的外廊保持了此处原有的一座桥的视野,可以一览榆林窟的全貌(图6)。对于熟悉榆林窟的人而言,环境有了些许变化,但记忆中的视野依然如故。

图5 显露于崖顶的接待中心入口缝隙

图6 接待中心外廓可俯瞰榆林河谷


管理用房的位置最为敏感,一方面是从接待中心向下俯视的视角,一方面是从窟区向外的视角,管理用房的建筑体量几乎是全方位的暴露在视野之中。建筑的屋顶仍然采取了覆土的策略,视觉上就如同是从山脚延伸出来的一个分支,仅有的一个小小的入口可以清晰辨识,在浓重的阴影下又变得模棱两可。建筑的高度被严格限制在塔的底部以下,于是从窟区的角度看过来时,建筑就转化成为了塔的基座,视觉重心被塔所占据(图7)。

图7 作为塔的“基座”的管理用房


而位于窟区最南端的生活用房,主要视角来自窟区和崖顶向下的车道。建筑利用了此前就已平整出来的一块场地,将建筑体量作为修补山体的一种方法,屋顶覆土后只露出少部分凸起的天窗。入口的一侧则是顺应了车道的弧线,就势退让形成了建筑的入口。沿着车道形成的连续墙线仿佛仅仅只是为了围合车道(图8)。

图8 生活用房与周边环境


通过屋顶覆土模拟崖体的延伸,并以干粘砂石的方式再现崖体的质感,针对主要视角的设计策略基本达到了让参观者“看不见”新建建筑的目的。但是建筑是静止的,而参观者是流动的,对建筑体量的消解还需要进一步与人的行为相配合。


流线


榆林窟所在的榆林河谷因地表径流而成,水的流动对戈壁这种地质构造的影响是不可轻视的。为了防止地面径流对洞窟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很早就开始实施榆林窟崖壁加固和崖顶防渗的工程。然而,崖顶的水汇集到榆林河中,仍然需要一条通道。于是水的流线和人的流线也成为了整个建筑设计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并因此形成建筑设计的另一种策略。


对于接待中心和生活用房而言,建筑已经与崖体融为一体,崖顶的水流通过建筑设计来组织排放。而对于管理用房而言,正好处于东侧崖体排洪的通道上,水流与人流交叉。原来的解决方案是一条暗沟,避免影响人的通行。但是对于泥沙聚下的戈壁洪流,暗沟显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于是,管理中心成为了一座“桥”,建筑的下部、内部与屋顶分别成为水流、入场人流和退场人流的通道,彼此泾渭分明,互不干扰。建筑本身则作为邻近塔的基座延展出来,避免了建筑形体的无所适从。


水流和人流本是环境层面需要关注的内容,建筑的融入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超越了环境自身的可能性。参观者从建筑中穿过,建筑的体型也因此而被消解。流线的组织与建筑功能的配合,让参观者理所当然的接受的同时,减少了对建筑本身的刻意关注。参观者一定看到了建筑,但是往往视而不见。


轴线


三个小体量的建筑,虽然可以在视觉上弱化,在流线上消解,在体型上融合,但是如果不能和环境建立必要的内在关联,所呈现出来的有限的建筑形体仍然会显得突兀,缺少根基。设计将新建筑与环境以几条若隐若现的轴线形成呼应的关系,彼此也因此而难舍难分,这种策略让新的建筑成为环境的一种自然生长。


从崖顶延伸下来的裂缝,将接待中心分为两个部分,而裂缝的尽端指向半山坡上原有的塔,由裂缝形成的通道也因此有了理所当然的方向(图1)。而在山脚之下,自由伸长的曲线在管理用房的入口处严肃起来,左右对称的线型定义出一条轴线,也指向半山坡上原有的塔(图7)。而由宽入窄的轮廓似乎在暗示塔在地面的投影,管理用房的入口也因此而显得不容置疑,与环境有了天然的亲近感。接待中心入口通道形成的轴线与管理用房入口形成的轴线都在塔身汇聚,两个漫不经心的建筑由此成为了一个整体中的两个部分。


生活用房的地点远离洞窟,也不在游客的参观流线上,相对而言没有接待中心和管理用房那样备受众人目光的审视。顺应车道形成的内凹的空间因为建筑墙体的高度而得到强化,原本被车道环绕的一个舍利塔也得益于这种空间的强化而显得愈加突出。生活用房的入口与舍利塔不经意间产生了对话,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条的轴线,使新建筑的存在更加合理(图8)。


建造


在遗产环境中的建造同样面临诸多的限制,一方面是来自于对文化遗产安全的考虑,施工过程是否会危害到文化遗产的保护都需要做充分的评估,即使保证了空间上的安全距离,震动、粉尘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是场地条件对施工的限制。榆林窟原有进入库区的车道由于拐弯半径太小,大型车辆无法进入,拓宽或者另辟车道也是不可行的,唯一可行的方案只能是以能够运输为条件来选择材料和技术。


建造的过程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榆林窟的建造过程却远远超出了建筑师的预期。不甚精确的地形图对建筑设计而言,往往是建筑实现过程中种种不确定性中的一种。但是当面对一个不知从那根轴线开始放线的施工队时,建筑师不禁开始深深地担忧最终的结果。


由于偏僻的地点和极其有限的工程量,在技术力量本就局限的大西北,即使通过招标程序找到的施工队伍也难以胜任这个项目,施工队最初配备的技术员居然无法看懂施工图。本计划到现场应对因地形图偏差而导致平面调整的建筑师,不得不临时充当了一回施工放线的指挥长,施工就这样开始了。因为地形图不准确而造成建筑平面的不吻合也正如所预料的一样,出现在了生活用房的基地上。为了免去重新审批的繁琐,仅仅以建筑平面些许的旋转来适应场地的现状,建筑平面则在靠近崖体的一侧最终显现出近乎无厘头的怪异。与环境交接的外向界面则是通过现场二次设计的方式来纠正因地形图偏差带来的错位,以保证基本的设计意图得以实现(图9)。

图9 生活用房入口的二次设计


接待中心的入口通道原计划表达将崖体切开的意向,在通道两侧的墙体上按照崖体的地质层积构造呈现大小粒径的砂石重复交替的断面肌理,最终因为施工队的能力而放弃。而建筑屋顶的覆土形态也因为远程控制的原因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庆幸的是,虽然有种种细节的不如意,最终的建成效果还是基本实现了与遗产环境一气呵成的初衷,强化了遗产环境的真实性表现。


总结


遗产环境是遗产价值的多样性的载体之一,其真实性与遗产价值密切相关。在遗产环境中做设计,需要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认知和解读场地,将新建筑融入已有的遗产环境,保持和强化其真实性。对建筑师而言,在遗产环境中做设计首先是一种自我的挑战,转变以建筑为主体的思维惯性,将遗产及其环境的真实性放在第一位,让建筑的表达服务于遗产及其环境的真实性。


榆林窟管理与生活用房的设计以紧凑的功能平面解决了实际的需求,没有刻意的营造可以吸引眼球的亮点,避免参观者因为对建筑产生关注而忽视了对遗产环境的感受。新建筑的建成为榆林窟保护管理提供了便利,让参观者更加自然地完成对榆林窟的游览,使榆林窟的环境真实性得到了延续。


在遗产环境中做设计,看不见设计才是理想的设计。

自窟区上空看向管理用房和接待中心

散布于榆林窟遗产环境中的建筑

消隐于地貌中的接待中心

从接待中心俯瞰管理用房

接待中心与管理用房与崖体的关系

管理用房剖面

管理用房平面

生活用房平面

生活用房剖面

接待中西西侧外墙详图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 兰州大学. 榆林窟文物保护规划[R] 酒泉:敦煌研究院. 2014:27,30

2 Australia ICOMOS. The Burra Charter [S]. 2013. https://australia.icomos.org/wp-content/uploads/The-Burra-Charter-2013-Adopted-31.10.2013.pdf

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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