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采
I. 有机更新
PINUP：
近来上海一直在探索城市有机更新规划的新方法，并颁布了《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条款，您如何解读“有机更新”这一理念？您在规划管理领域也有很丰富的研究和实践经历，您觉得从政策层面考虑，上海需要什么来更好地保障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的有机更新呢？
王林：
城市更新这个词汇在中西方语境下是有不同含义的。英文中城市更新可能更多的是urban renewal，这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做的旧区改造相似，一定程度上就是推倒重来。所以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城市更新相对应的比较接近的是 urban regeneration，来描述从旧区改造到城市更新的转变，regeneration 暗含衰败后复兴的意思。
“
广义地说，城市更新是在城市中建造城市、是城市迎接不断变化、解决自身不足的自我提升、是城市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潜力和优势的过程，也是城镇和乡村内在的自我调节和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更新是一个不断发生的永恒的主题。
”
中国城市经历了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与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建设之后，城市已陆续步入由增量发展到存量更新的转型期。城市发展将转向城市功能的提升与城市空间的修补、城市生态的修复与改善……更确切地说是城市有机更新将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流、主题和主导。
"城市有机更新”与之前“旧区改造”提法和思路上最大的不同是“尊重”二字。我们在做任何改变之前，都要对要改变的地区作详尽的调查和研究，包括人文，社会，历史，文化以及生活状态、风貌特色景观等等详尽的调查。我们的目标是在尊重调研成果的前提下做出一个评估和判断，包括哪些我们要推倒重建，哪些要保护下来，哪些要进行优化提升。通过调研会发现，并非所有都需要保护，而是有拆有留，有改有建，这是城市在生长过程中永恒的主题。我们希望的不是一次次的推倒重来和毫不思索的建设，而是在传承历史，尊重当地居民意愿和利益相关人等多方意愿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功能和发展的需要做出的合理的综合性判断。这是一个有传承的发展，或者说是有历史延续的再开发，我觉得这是城市有机更新的含义。
在上世纪相当长时间内，上海就开始了旧区改造工作，后来从 2000年开始提出“拆改留”政策，开始出现”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和实践探索，所以上海是在中国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比较早开展有机更新的城市。但真正的全方位的城市有机更新时代的开始还是在 2015年，城市改造政策由“拆、改、留”变成“留、改、拆”，同样三个字，顺序不同，它们代表的核心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是以拆为主，第二个是以留为主，标志着上海从旧区改造转向城市有机更新。
在此之后，上海已经颁布了城市更新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政府规章，对城市的健康有机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在城市的土地、规划、建筑、以及改造的管理和技术规定中，提出的一系列有利于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政策，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政策重点还是关注于建造的管理和技术层面，仍然有相当的局限性。比如包括英国在内很多西方国家，还有日本，他们的城市更新政策中，非常重要的是财税政策。
财税政策在城市更新政策中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对于推动市场和调动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城市更新是十分关键的。我们现在的城市更新办法的研究范畴还不够广，系统性的、多维度的考虑还不够充分。希望未来我们能全方位地，不仅仅是基于规划土地和在开发建设方面，更是基于城市的综合经济、开发方式、财税政策等等整体的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更综合、更强劲的法律支撑，因此应该推动城市更新条例的制定。
为什么说这是一件很综合的事情呢？因为城市更新往往会涉及到政府、开发商、社区、经营管理者、市民等等复杂的利益主体，也就是英文中的“stakeholders”，是一个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的过程，所以需要寻找到一个多元主体共同获利或者说是共同发展的新路径。这种合作是非常复杂的，而利益分配更是错综复杂的一件事情，只有通过多方利益主体的共同协商合作，实现共赢，才能取得城市更新最后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多种的利益平衡机制和法律政策的支撑，才能更好地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据我了解，很多时候政府或者开发商有很好的规划或是方案，但是由于各种各样政策的不到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分配方案无法实现共赢或分配不均，或许更新就此停滞不前了。
II. 经济与文化的平衡
PINUP：
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您认为如何能够更好地平衡文化和经济？老旧街区的改造如何融入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如何能够产生更好的标杆效应？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开发商、运营商的角色是否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如何推进他们更好地参与进这个进程中呢？
首先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我们需要好的政策的支持，还有就是需要推动城市更新的多元主体的合作。在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需求在最开始往往是由业主提出，比如开发商、运营商、社区共同体，甚至是非政府组织（NGO），由他们代表社区提出需求，比如缺少商店，或者文化中心、活动中心。而在中国，很多时候是由政府来研究这个地区缺什么，或者说随着时间推移，哪些地区的文化公共空间或者老年设施等基础设施已经陈旧或者无法满足需要了，或者是哪些原来的配套设施的服务水平在新的时期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街道政府都可能是提出这样需求的主体。比如上海在 2035 规划中提出的“15分钟生活圈”，就是一个由政府提出来的，提升老百姓日常生活便捷性的需求。
当然，不论是哪方提出来的，与时俱进的需求在老旧空间中是必然存在的。既有空间里原来的功能形式已经固化了，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空间里通过潜力挖掘、容量或者质量的提升，或是功能转换和增补去满足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所以用什么样的策略的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回答。理想的策略是既能促进文化发展、满足社会需求又能整体提升经济，例如我们通常选择利用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来促进周边物业品质的提升以及价值的提升，但问题是，谁来投资，谁来做投资主体，而得利的又是谁，如何保障持续共赢？
比如上海的新天地，原来的投资主体是瑞安集团，它们在前期做了很多的运营工作，通过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投入把区域的人气带起来，然后让周边的物业升值和老百姓也都受益，这个循环就实现了。但现在发生了新的问题，当有一些资产与物业转让给其他公司之后，瑞安集团就会发现，它在这里组织公共活动的时候，可是真正受益更多的却是其他大企业，他们投入了很多钱，受益多的是别人，它就会感到不平衡。所以在日本，我们会看到一种共同体的理念，大家一起来做出研究、做活动，分担投入，有点像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地球发展委员会，该地区的商家都积极地参与。当然仅有开发商或者运营商作为主体肯定不够，比如我们想要做一个活动，希望在晚上把道路变成步行空间，那就还需要当地政府给予交通政策的支持，以及民众等多方支持。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就是城市更新带来的新需求，一个由社会多元主体组成例如以公共委员会的形式共同参与的推进和协调管理平台。
这个委员会就相当于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或协同平台，比如当一些活动会影响到居民时，那就需要得到居民的支持；如何去融入和尊重多元主体，就是城市更新中需要考虑的新的运行机制问题。未来这个共同体平台可能会由政府、开发主体、运营主体、业主、以及居民等多元锥体共同组成。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我们的更新建设行动的投入确实带来了经济利益的产出和地区整体活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投入你产出，我投入我产出”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纠葛中找到共赢并不容易。
所以说，这个问题不是能用一句话来简单地讲需要什么政策的，但可以明确的是我们需要政策来支撑此类问题的解决。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政府先期投入，之后再呼吁社会资本的进入，然后找到这样一个策略去实现1+1>2的效果。
PINUP：
上海有这样的共同体在发生吗？
在上海大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新天地，政府已经在和企业开始协商探讨共同体的可能性了；在徐家汇城市副中心，已经成立了企业的联合机构，有徐家汇商圈这样一个商业为主体的管理委员会，一起来探讨和协商。
比如在徐家汇新建二层连廊这样一个看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但实际上它是联系周边商家的二层空间，以及一些富有内涵的城市空间，比如徐家汇教堂、藏书楼、衡复街区、百代音乐厅等历史文化价值空间的衔接和串联，才使得这样一个连接平台，整体提升了徐家汇的活力、以及文化、商业和休闲价值。它一方面在大容量车行交通的岔路口创造了以舒适步行为核心空间，另外一个方面也整体提升了周边整体商业的品质以及城市与街道的关系，在徐家汇实现向中央活力区高质量城市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这个更新项目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我所理解的城市更新就是这样复杂的，有些过程可能看似表面，但其实解决了很深层次的问题。
III. 上海城市建设经验
PINUP：
上海的城市更新经验得益于专业人士和政府的开放、包容和理性的决策机制和过程。但在更多的中国城市中，城市更新还是一个很难并且缓步推进的过程。从政策、规划、设计、学术和公众参与等各种角度，您认为上海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输出的？哪方面的经验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上海是最早开始城市更新工作的城市之一，我并不认为上海在城市更新方面是走在最前面的。真正走在最前面的，目前来看应该是深圳。后者虽然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但却是最早提出制定城市更新办法和制度的地方。另一方面，上海与深圳不同，城市更新的方法路径也会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说:
“
一是通过试点模式来探索新的政策和可行性。
”
上海 2004年就开始在中心城区的历史风貌区开展了历史地区保护更新的试点。当时试点的有十几个项目，公认非常成功的项目包括思南公馆和外滩源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这两个试点为上海如何做到既保护又新建，尤其是历史街区中的空间品质与设施功能提升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对比那些没有成功的试点，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成功的例子都采用了创新性的政策。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对这些试点政策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之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普适性政策。目前有一些创新突破的内容已经吸纳到城市更新管理办法中，但我们认为还不够，还要更加开拓创新。
“
二是上海市政府强有力且负责任。
”
通过对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来为周边资产、产业活动的整体提升奠定一个基础。举个例子，非常有名的外滩隧道工程，在早期方案提出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人质疑，最典型的说法是：地面十车道放到地下六车道地上四车道，投资这么多，最后还是十车道，并没有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投入。但其实，外滩隧道最本质的目的是把公共空间还给老百姓：原来100米的车行道路，现在缩小为50米，另外50米转化为步行公共空间，让老百姓可以从外滩历史街区直接漫步到滨水空间，是城市历史街区和滨水空间的缝合、是一种城市记忆的传承以及城市空间品质的整体提升。更深层次的是，外滩公共空间提升的本质是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与城市标志性空间的形象。
到九十年代还有不少市政机构在外滩办公，上海市政府提出外滩要恢复到原来的金融办公功能。但是这些老的金融机构房子极具历史保护的价值，但它们已经无法适应新的金融办公发展需要。于是 2000年规划对外滩功能定位再次进行了调整。我们发现这些老房子在经过保护更新和修缮之后，相比较金融功能，更适合作为具有文化价值的旅游、休闲、商业、餐饮，甚至是画廊空间等文化艺术功能，所以除了汇丰银行（现在的浦发银行）等少数金融企业留在这里之外，大多数金融功能被转移到了陆家嘴，然后把外滩建筑群和公共空间一起，转化成文化及休闲旅游主导的功能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公共空间的营造客观上极大带动了城市空间的转型，让这里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得天独厚的都市文化景观的名片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再繁荣。比如和平饭店，曾一度是全球十大酒店之一，但慢慢衰败了，在外滩工程之后重新崛起。还有华尔道夫酒店（原东风饭店），也是通过新老建筑的结合再生为一个非常顶级的酒店。这些新植入的功能空间很好地契合了场地环境的特征和需求。
“
第三个做得不错的是滨水公共空间的贯通。
”
比如我们步行走过的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这是非常惠民，非常公益性的举措，能够提升城市整体的环境，是直接造福广大老百姓的。城市更新包含很多方面，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整体环境等等，政府需要在其中起到应尽的作用，因为很多事情只有政府才能做。
比如滨水公共空间的贯通，景观设计在这里不会是难点或者核心，最难的是将不同产权归属地给释放出来，还给公众。我们走过的虹口段北苏州河，历史原因，滨水有许多空间被办公机构、市政设施所占，为了公共的利益我们不得不牺牲和调整一些个人和机构的利益。如何在过程中协调利益和取得共赢其实是城市更新中最难的，上海市各级政府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了贯通的滨水公共空间。当然，我们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如何借助社会的力量来实现对于建筑本身的改造和更新，这非常重要。政府做公共部分，其他方面则更多交由社会完成，因为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包揽全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很重视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政府在城市更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角色。搭建了政府、企业和市民多元共赢平台，这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
当然，有些方面上海做得其实还不够好。比如在历史保护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方面还是很不足的。思南公馆的保护更新中政府和开发商等主体的投入非常多，最后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收回成本，而对于一般的开发商或者企业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项目都和思南公馆这样由国有企业长时期不计成本地投入。当然城市更新像唒也不能指望像一般的开发项目那样两三年就回本，关键就在于如何取得一个中间值，让开发商有利可图的同时也不急功近利，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创新政策、来支撑可持续的发展。换言之，探讨城市更新政策需要综合性地来考虑，例如对于历史保护，建筑留下来后往往需要花很多的钱来养护和修缮，这些成本投入单纯由其产生的价值是难以自身平衡的，往往是由其保护修缮建筑所处的历史街区及其带来的周边地区的溢出价值来整体平衡的。
“
因此如何把单体和周边捆绑在一起整体考虑，
然后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市场的积极性，才是追求长久健康的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
IV. 多元决策
PINUP：
从您1998年作下苏州河仓库保护的决定开始，到后来您完成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上海街道的保护工作，如武康路、复兴路、莫干山路等等，这个过程中，您认为政府决策的视角是如何演进和变化的？在您作为规划者的角色中，您认为怎样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将专业的意见更好地融入进决策的过程中？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从1998年进入规划局工作，我在专业岗位上提出的对城市的见解和提供的决策咨询，大多获得了认可。城市的运行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在系统中能够听取专业技术层面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你们提到的仓库，在90年代末期的中国，并没有多少人认为工业遗产仓库是有价值的，只有少数的专家学者、艺术家和设计师，会觉得这些仓库改造后能成为很酷的工作室等等。艺术家是有前瞻性的，我也很幸运在这时候正好在现场看到了这些值得被保护的仓库，萌生了新的想法。
这个仓库早期本来要改成绿化，其实这也是一个公益性质的行为，所以这件事本身没有绝对的对错。我在审批项目的时候发现了仓库厂房的保护价值，给局领导提出保护建议，再由我们规划局领导向时任分管城建的韩正副市长汇报，最终得到了他的支持。
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严谨客观的分析判断和和科学合理建议方案。你们是年轻的设计师，要勇于陈述自己的意见、要坚持自己的专业观点。
历史风貌街区的有机更新，其实我也遇到过与部门间意见不合的情况。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复兴中路当时希望拓宽到和复兴东路一样宽，即由历史的 18.3米（60英尺）拓宽到 32米。在04和05年的时候，复兴中路是城市的主干道，那时上海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差的，只有两条轨道交通线运行，3号和4号线都还只是试运行。所以像我这样普通的工薪阶层都会选择去买车，车辆暴增和道路的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当时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相关部门提出要拓宽道路。复兴中路和西路是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最核心的部分，相关部门也确实意识到了历史价值这一点，所以他们找到了我们，说能不能拆一部分、留一部分。但我非常坚持地认为复兴中路两侧的建筑都非常好，一旦道路拓宽，那么这些优秀的城市历史空间就将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我们说城市更新中的利益博弈。孰轻孰重？历史记忆重要，可是市政基础道路交通就不重要吗？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涉及思维方式、逻辑体系和技术能力的多方统筹协调的问题。当时我和领导汇报提出：
第一，世界上的大城市都堵车；
第二，解决堵车问题用的是大规模的地下公共交通而不是路面交通；
第三，当时上海总体规划已经确定了十几条在建或者规划中的轨道交通，再等一等、忍一忍，交通拥堵问题是暂时的，十年后可能就没问题了。
事实证明确实是如此，2005年到现在，15年过去了，上海绝对不是全中国最堵的城市，甚至可以说上海交通拥堵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反过来想，如果道路拓宽了，上海衡路－复兴路历史风貌区的核心风貌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提议说，为了历史保护忍一忍当时交通困难，因为后者是迟早会被解决的问题。我们用专业技术讲述了客观事实，讲述了现在不足的和未来可以解决的，领导觉得非常有道理，所以我们把街道原汁原味保下来了、永不拓宽。
风貌保护的道路不止这一条。当时我们研究出了168条上报到市政府，韩正市长非常支持这件事情，赞同保护历史道路。最后的文件里，我们列出了64条永不拓宽的道路，就是原汁原味地保护风貌：街道两侧的建筑风貌、尺度和绿化都很好保护下来了，加上其他路口渠化、局部拓宽等方式总体保护等二三级保护道路一共有144条。2019年又增加到了169条。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我作为研究历史保护的城市规划博士，我也用我的专业背景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向做决策的领导提出了我的专业意见，我很幸运这些意见被采纳了。
一个决策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只是做规划，还有很多不同的领域，还要得到市长、市政建设交通部门的共同理解，这件事情才能得到执行。我们只站在我们规划师自己的角度，是难以百分之百对或者赢的，很多时候也需要妥协。但是最后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规划者也好、设计师也好，还是要勇于通过专业的角度来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更好的支撑。所谓融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讲历史保护，你还必须讲交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世界同样的城市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这强调一个在研究问题和探讨问题的时候要有宽泛的视野、综合的思考和理性的陈述。
我再举一个例子，讲诉我们也有需要妥协的例子：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初次把168条永不拓宽道路报上去的时候，虽然也是经过慎重研究了之后才提出来的，但真的上报的时候领导都很惊讶，毕竟这不是一两条，而是一百六十多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压力有多大。所以局领导提出退一步，将风貌区之外道路不纳入考察范围。然后把风貌道路分成三级，第一级是永不拓宽的道路，64条；第二级是路口局部放宽的道路，仅在路口增加一个车道，变成有直行有右转，从交通角度来讲可以更顺畅一些；第三级是单侧拓宽或者局部拓宽，把本来要拓宽到32米的道路拓宽到21或24米等，总之就是更妥协。
就这样，我们从第一条复兴中路确立为风貌保护道路，到提出了168条，再到后来最终确认144条为保护道路，我们做了折衷，抓大放小。但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到了 2019年 风貌保护道路增加到了 169 条，有骑楼风貌的金陵东路，早先因为不在风貌区中就被划掉了，但现在又被列进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必须妥协，不能追求完美，否则你可能连一条也保不住了。所以我并没有觉得那时候的妥协意味着失败，我觉得那是一个必然的妥协的结果，虽然很多事情现在也被证明本就是对的，但正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才更应该适当地妥协以便达成整体的共识。这是需要智慧的事情，既要坚定也要有适度的妥协，就是在设计中要追求完美，但要学会妥协去更好地实现和诠释完美。
PINUP：
听您这么说，感觉作为未来的设计师、规划师和专业人士，除了GSD内部的课程之外，我们应该也多选一些HKS的政府相关课程？
是的，我鼓励你们去肯尼迪学院学习政府政策与沟通协调的技能，到商学院学习一些房地产开发的核心。还有到哈佛做研究学者前，我已经在规划局工作了10年，当时处在一种思想蛮纠结的状态。很多时候我觉得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的投入会给开发商带来可观的回报和支持，但开发商却永远告诉我是亏本的，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明明自己是赚了却不肯承认。这让当时的我很痛苦，这些人平时交往起来还是很很讲道理，但怎么谈起工作来就这么毫不讲理呢？直到我在哈佛上了一门课，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个非常资深的 Jerold Kayden 教授的“私人与公共开发 （Public and Private Development）”。
这门课非常精彩，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教授在最后一堂课的一席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作为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请你们记住，今天上完最后一堂课，你们离开哈佛校园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可能大多数人会成为设计师，但有些会为开发商服务，有些会为政府服务，有人会做社区的规划咨询师。你们有一天很可能会碰到开会，在一个办公室中为一个项目争得面红耳赤……但请记住，当你们离开这个办公室的时候，要一起到楼下喝一杯咖啡。”他想表达的是，代表政府部门的人一定要争取公共空间和社会大众利益的最大化；代表开发商的人，你一定要为客户寻找最佳盈利方案；而代表社区的人，你要为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实现他们的需求。
在中国有一句话特别俗，叫“屁股指挥脑袋”，哈佛教授就是这个意思。他继续说道：“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才能最后达到一个平衡。没有一方会是百分百满意的，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沟通协商、相会妥协的结果，这是很正常的。你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回过头来喝杯咖啡笑一笑说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我认为这很精彩。”听完这段话的那一刻，多年的疑惑解开了、我豁然开朗、从此释然了。作为开发主体是需要开发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城市的社会文化经济是需要多元的平衡才是最佳的结果。
“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你们会发现这是你们走向事业的过程中一定会面临的状况和多方的博弈，
我有一度为此困惑不解，但从哈佛回来之后就豁然开朗了，
这是非常真实的收获，希望你们也能从哈佛找到自己困惑的答案。
”
V. 政府决策
PINUP：
在永嘉路的微更新中，您和您的团队将一个消极普通的平房转化为了积极的城市公共艺术空间，不同于黑石公寓等有着“优秀”金牌护身的建筑，这些一般历史建筑的保护更新更具挑战性。现作为天平路街道社区的负责人，您对该地区下一步的更新发展有何构想？在选择更新主体的时候，您是如何做决策的？
你们前面的问题都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本身也不错，但有几个词用得不对。第一个是“决策”，更新的对象不是我“决策”的，是由更新的主体决定的，也就是这个房子的产权是谁的，他能决策，我们规划师没有决策。第二个是很多时候政策应用的方式方法的决定，是由政府或社区做的，也不是规划师。
那我们规划师做什么呢？前面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深入地讲，社区规划师应该是一个在社区更新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支撑者和协调人，比如刚才讲到的一个房子应该做什么，需要怎么做。我们徒步时看的永嘉新村511号，有一个很小的社区中心，原先这个房子的主体就是街道居委会，他们发现这个空间用来办公不再合适了，在思考要把这个地方拿出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介入的契机，就会开始思考这个地方可能可以做什么。研究发现居住区缺少文化空间，当地有很多的名人轶事，却没有很好地传承与展示交流的空间。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社区会客厅的理念，给到一个更新设计方案，由他们执行。这是一个现实的更新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岳阳路、永嘉路口的好德超市。商家自身是房屋的承租人，作为一个商业化的超市，它觉得它要有最大的广告面积，来达到更好的商业效果。但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角度我们认为它应该与社区风貌协调、应该融入社区而不是突出自己，所以现状的外观设计和公共空间的品质是需要被提升的。于是矛盾就出现了，起初承租人坚决不接受提升改造，提出他们在全国都是统一的招牌。这个交流谈判沟通的过程，我们至少做了六轮，最后因为超市商家不是业主只是承租人，所以没有那么强硬，最终在街道领导的支持与协调下，让我们的坚持得到了回应。这就是一个协调的过程。
好德商店的微更新项目最后的结果也是积极的，商家卖的东西多了，经济收益得到了提升，而且店面招牌大大缩小了，融入了整体环境，提升了城市空间的整体品质。在资本运作中，这样的成功也为我们后续和其他的商家打交道创造了更轻松的氛围。
这就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共赢。如果一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你是有利的，对对方也是有利的，那这就是合作共赢。在城市更新工程中，我们要需求合作共赢的路径与方法。
永嘉路578号的社区公共美术馆，我们最早在这里办的是法国建筑师赉安（Alexandre Leonard）建筑展。你们现在看这个空间，里面就挂了很多社区居民的书法作品，可能没有最初设计和布展那么酷，但这才是真正当地老百姓的、社区的活动。
从一开始的文化艺术引导，使得这个空间逐渐真正被老百姓接受和积极利用，到如今这个空间真正成为了一个社区的文化空间，实现了最本质、最好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最初设计和展览，起到了启蒙、示范、带领作用，我认为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作为设计师，当看到这些设想在被认可被使用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开心的，行为的本质也就达到了。
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需要学会沟通。
我们会发现一个城市的公共的空间，比如市政道路，其实是由很多部门管理和决策的。我在讲座里开玩笑说，沿着街道的一面墙的颜色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很可能建筑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是由不同的部门决定的。比如说在讲座中我所展示的，同样一栋房子，一层被市容管理部门找施工队刷成了一个颜色，上面的二三层又被房屋管理部门找其他施工队刷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颜色，这就是缺乏部门间沟通的结果。再有沿街的店招店牌谁管，房子本体谁管，路面谁管等等，都是不同的部门。政府的这些部门大家都很想做事情，但如何能协调地一起做？比如我们在做的道路“合杆”行动，在西方也是这样，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市政配套设施，在已经有了正在使用中的许多道路市政杆子的情况下，合并归拢在一起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
我们专业设计人员，不但要会画图纸，提供专业的支撑，还得要学会协调沟通。
”
曾经有一段时间衡复的绿化部门想要把所有的墙都挂上绿植，他们本身可能也是出于好意，因为这里都是单侧 1 到 1.5 米宽的步行道宽度，没有其他空间来增加绿化。但我们面对历史风貌保护区，就得从历史文化景观的角度来考虑历史特征，风貌区原来的墙体正是这个地方的风貌特色，不能挂绿植。最后就成了一个技术专业整体思考、综合协调问题，社区规划师应该有专业眼光来说“no”。
曾经有一段时间衡复的绿化部门想要把所有的墙都挂上绿植，他们本身可能也是出于好意，因为这里都是单侧1到1.5米宽的步行道宽度，没有其他空间来增加绿化。但我们面对历史风貌保护区，就得从历史文化景观的角度来考虑历史特征，风貌区原来的墙体正是这个地方的风貌特色，不能挂绿植。最后就成了一个技术专业整体思考、综合协调问题，社区规划师应该有专业眼光来说“no”。我在天平社区非常幸运的是，当遇到部门间的相互矛盾的时候，我作为政府聘任的社区规划师，在技术方面有相当大的决策影响力。我提议，领导拍板，我起到一个咨询的作用，发挥一种专业层面的介入和影响。
对天平社区更新的未来有何构想呢？我觉得，更新永远在路上，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又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要学会对过去的经历做总结。我希望未来能不仅仅是简单重复地一对一解决问题，而是可以形成一个标准，例如我的分享中所提到的“一区一则，一路一册，一幢一图”，通过制定规则，然后把规则公示给所有的人，让大家共同遵守，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VI. 多元决策
PINUP：
您曾在“迈向2020上海城市发展思路再思考”一文中对上海的城市化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中心城区土地集约、功能复合等建议。现今2020已经过去，城市化从“摊大饼”式的扩张转向城市更新，您对下一阶段我们迈向“上海2035”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很有幸参与了上海 2035 规划的研究制定，我们先对上海 2020 规划的达成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估，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对未来提出的建议和目标。
2020 规划实际上是在 2014-2015年 做的评估。评估发现到2015的时候，2020规划的目标就已经实现或者超额实现了，包括轨道交通的建设、住宅的建设、人均绿化和配套设施等等。最“牛”的是两个“超了”，一个是人口规模指标，当时我们总体规划 2020年 达到人口总额 1800万 到 2000万，但 2014年我们就 2400万 了；另一个是土地，规划是到 2020年 城市建设用地大概是 3200平方公里，但 2014年 航拍之后通过计算被建设用地已经 3000多平方公里 了，整个上海面积总共大约 660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一半的土地已经被我们用于建设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做了评估：
第一，人口问题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快速城市化带来了如此高的聚集度，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速率远超预期。
第二是土地问题，我们分析下来是你们所提到的这种“摊大饼”模式的弊病，当然还有大量私搭乱建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多年，土地资源的使用一直处于一种粗放式的模式，集约和集中性都不足。
我们做了一个国际比较，包括纽约、伦敦、香港、东京等城市，它们的城市建设用地都基本在 35%-40%。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为了实现经济中心和全球城市的目标，需要“瘦身”。
其实当时规划用地中还有 70 多平方公里的未开发土地是可以使用的，航拍中我们看到了成规模的违章建设，但由于很多非规划建设用地里已经被私搭乱建了，我们就提出上海建设用地不能再继续增长的目标，当时的市委领导韩正书记听进去了，于是在 2014 年提出了叫做“城市用地零增长”的政策。
我认为那是一个“城市逆生长”的重要节点。2030，2040 我们的土地建设规模就只有现在这 3250 平方公里了，那意味着城市更新时代必然到来，开始在既有城市中建设城市。
上海 2035 规划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全球卓越城市，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必然是全球城市，那么“卓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体现在城市空间高质量建设、高品质建设上，同时这个品质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也在社会生活文化等等多元的方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城市更新必然是城市的主题，最重要的是有机更新，有传承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上海在过去那么多年内所有的法规法律都是以新的建设为核心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意识到，过去对的或者说可行的方法，在未来是不是还是依然对的，是需要重新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在追求高品质发展的未来状态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思维逻辑、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等等。
比如我们一直在尝试控制城市的人口，但是我们控制得了吗？你看伦敦、纽约这些城市，当它们的人口减少的时候，才是城市最忧虑的时候，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衰败。当然，城市不可能永远在扩张，我认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问题，小城市有小城市的问题，每个城市都有自身问题，这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去控制城市的扩张，而是要引导这个过程变得更加有序、健康、有效率，可持续。
世界银行做过一个研究，城市规模越大，一定意义上来说，人均的能耗会越低、城市也会越生态，基础设施利用率会越高，人的选择会越多，对世界的贡献反而是越高的。而且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说，这是最高需求，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成为了最容易满足人们最高需求的地方。所以，大城市的扩张至少我觉得相当长时间里我们是无法阻止的，我们应该去做的是积极地寻找如何让城市更加集约、高效、健康地发展的路径和解决方案。
我们要思考的，不是高密度就是差的，或者高容量就是不好的，而是如何在高密度高容量下建设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城市空间。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上海很难去抄别人的路子，别的城市也很难来抄上海的路子，我们不能用原来的逻辑模式来思考。我认为上海一定要制定一个符合新的时代和阶段，不管叫后工业时代也好，还是城市更新时代也好，新的相关领域的管理条例是需要的。不仅包括建设还要包括税收，以鼓社会资金的加入、并协调多元主体利益。就像原来我们把住宅改成商业视作是违法的，不合理的事情，可是纵观国内外城市有人气的街道，往往底层都由住宅变为商业。这种模式从功能业态上来看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如何利用政策去明确有效的合法路径，让利益的分配达到合理和公平，这需要新的研究和政策的支持，需要新的法律法规支持，需要多元开放创新的思维。
我希望上海能够成为一个吸引像你们这样的、最有创意的年轻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这是上海保持活力创新，并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中保持最强劲的竞争力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需要留下年轻人，特别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满足他们多元的需求，解决这些问题，才是上海走到一个更健康发展的2035的关键。
“
城市更新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达到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共赢。为了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非常智慧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撑，这才能走到一个更健康的2035的上海。我认为上海在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当然它还有不足，也应该学习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但最重要的还是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上海自己的路。
”
注：本文转载自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中国学生会ChinaG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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